激励行为的互补性

4.4　联盟治理的内生选择：激励行为的互补性

联盟外生变量的差异，使得联盟治理的内生选择——激励行为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悠久的足球历史、忠诚的球迷基础、资助型的财政结构、异质的俱乐部促使欧洲职业体育采纳分层纵向一体化的管理、“获胜即是一切”的激励策略与方法；薄弱的球迷基础、兼容并蓄的体育文化、商业化运作的财政结构、同质的俱乐部，则为美国职业体育采取集体选择、收益分享策略提供了解释。

4.4.1　欧洲：开放式纵向一体化分层管理、“获胜即是一切”的激励行为

当1888年英国职业足球联盟成立时，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当时足球组织者——英国足球协会的竞争对手，而是要赶超足球协会成为最高水平竞赛的组织和管理者。显然，欧洲足球悠久的历史、忠诚的球迷基础以及富人资助的财政结构，使得许多俱乐部得以稳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为了吸引更优秀俱乐部的加盟和关注，足球联盟采纳了开放式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当一个赛季结束之后，足球联盟成绩最差的俱乐部可以和其他意愿加入联盟的俱乐部争夺重新回到联盟的机会。通过自然的优胜劣汰规律，使得足球联盟逐渐在英国建立起顶级联赛的声誉，这就使得1892年足球联盟与其竞争联盟——足球联合会（1889年成立）合并时，30支俱乐部并没有简单地合并为一个联盟，而是将大多数足球联合会的俱乐部编排在联盟的第二层级（16支），通过升降级的制度安排，激励俱乐部不断努力。

显然，这种奖励优胜者、惩罚失败者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激励各个俱乐部。为了获得冠军、为了争取升级、或为了避免降级，俱乐部都需要支付更多的努力，尤其是通过引进更优秀的球员以改善球队质量方面的努力。这就使得欧洲职业体育联盟联赛的经营管理权更多地落在俱乐部层面，联盟则类似于第三方机构，主要负责规则的制定、执行和仲裁。

当然，升降级制度有利于激励球队的努力程度，但必然带来俱乐部的过度投资和俱乐部收益差距的问题。M ichie和Oughton（2004）的研究显示，在英超联盟中，工资支出和俱乐部的联赛续表现（用每个俱乐部的得分衡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Noll（2002）的研究显示，1998—1999赛季，英超联赛最高收入的俱乐部是英冠联赛最高收入俱乐部的4. 61倍，是英甲联赛的8. 71倍，是英乙联赛的54. 29倍；在同一个层级中，英超联盟最富有俱乐部与最贫穷俱乐部之间的差距达到8. 25倍，英冠联赛中的差距达到10.6倍，英甲联赛达到10. 24倍。

此外，对于欧洲职业体育联盟的俱乐部而言，在本国职业联赛中获得冠军或前几名还存在一个外生的激励措施，比如可以参加欧洲层面的联赛。这就使得收入分享、计划安排新秀等促进俱乐部竞争实力均衡的策略较少在欧洲职业体育联盟治理中出现。

4.4.2　美国：封闭式横向一体化集体选择、收益分享的激励行为

在缺乏贵族或商人、地方政府的资助，球迷基础又较为薄弱的情况下，1876年，8支竞争实力最强大的棒球俱乐部业主聚集在一起，集体讨论的结果是创设一个封闭式、横向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职业棒球联盟。因为，这些同质俱乐部业主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俱乐部的收益最大化，俱乐部在联盟层面的合作是关键。尽管这是一种明确的、公开的卡特尔合谋行为，但由于职业体育生产的独特性而被各国竞争法相继列入卡特尔适用除外的情况中。

于是，根据美国球迷基础薄弱、居民认可与信任度一般、地域广阔的特征，联盟通过特许的方式赋予每个联盟俱乐部空间垄断权（亦即主场领土垄断权），鼓励俱乐部与社区紧密结合，培养薄弱的需求市场；为了满足消费者偏好“比赛结果不确定”的比赛，在平衡俱乐部的竞争实力方面大做文章，设定俱乐部的准入标准、控制俱乐部的进入数量和质量、设置新球员的选择规则、制定收入的再分配策略、限制球员的薪水，在联盟层面实现联赛无形资产的整体营销和策划。

因此，在北美职业体育联盟中，尽管俱乐部仍然是独立的经营实体，球星的购买、门票价格的制定、当地转播权的销售、特许产品的销售均属于俱乐部的经营行为，赛事的所有权和部分经营权仍属于俱乐部，联盟则拥有整个联赛无形资产运营的决策权和管理权，通过这种权利的适当让渡，实现联盟联合收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