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怎么写出文采

写者厌倦，看者皱眉，这是当前公文写作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四十年前，毛泽东曾大呼：看文件简直是一场大灾难！御览公文尚且如此，下面的情况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沉疴的顽固性，从五十五年前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至今，“瘪三”家族绵延不绝，以致不少人认为公文本该枯燥无味。

何以如此？公文缺乏文采，确是一个重要原因。最近北京市秘书学会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大家对公文文采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其一，公文应该有文采，笼统地说，这是无须争辩的。古代的、现代的公文中，都可以找出颇具文采的篇章，也正是这文采，才使它们流传至今。那末，是否所有的公文都要有文采呢？显然，并非如此。公文是一种职业文书，不少是例行公务文书，譬如任免干部的决定、召开会议的通知、内容较为单一的请示和批复，都是不必要求文采的，辞达而已。因此笔者认为，公文的文采，应是一种倡导，不宜作为普遍的规定。看看古今浩瀚如海的公文，真有文采的，不过九牛一毛而已，“九牛”中，大概相当一部分公文是不必要求文采的。

古代曾有“文笔之辨”，就是将文学性的作品称之为“文”，一般实用性著作称之为“笔”。南梁时的萧统说：“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

文笔之辨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文”，需具有辞采，即形式美，如“绮靡”、“有韵”、“遣言贵妍”、“音声迭代”、“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等，均为“文”的特点。二是“笔”，即实用性作品，则只求把观点和事情落实于文字，而不讲究阅或读时的语言形式美，即所谓“审其巧惠，笔端而已”、“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

“文笔”之说，是为了区分两种文体的特征。但不能说实用性著作就绝对不能具有文采，古代公文中有文采的并不少见。西晋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就是典型一例。如《陈情表》中的名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等等，为古今人士津津乐道。如今，公文的种类、体式较之过去丰富多了，机关工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准公文”，或称事务性文书，如简报、总结、信息、调查报告等，虽也属公文范畴，但毕竟不同于法定公文即“红头文件”那样有固定的格式要求，可以而且应该写得活泼一些，写得“文采”一些。即便是法定公文的写作，也不是完全不能有文采，只是不宜一概而论、普遍要求罢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中办、国办关于公文的规定中，看不见有关“文采”的要求。

其二，公文的文采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探讨的。因为过去写公文不重视甚至不提倡文采，我们在这方面的实践又毕竟太少，以致当代公文中颇具文采的范本极为少见，这就很难对“文采”作出全面准确的阐述。就探讨而言，笔者赞成会上一些同志的观点，公文的文采不仅体现在语言辞藻的华美上，还体现在思想内容、篇章结构、语言个性上。正如人的神采，不仅在外貌，还有言谈举止所体现出来的内在气质。

古人认为，文章的美包括形式美和意蕴美，而形式美本于意蕴美，要以意蕴美为本。如梁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扬，此立文之本原也。”（《文心雕龙》《情采》）刘勰所说的“情”，即意蕴情理，文章的观点立住了，辞藻才能飞扬。他还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这就是说，文采依附在深刻的思想内容上，华美的辞藻救不了思想的肤浅。

文采，当指文章的丽采，按照晋代陆机的《文赋》说，则是文章的立意、遣词、音声三方面“若五色之相宣”。但若文体不同，譬如文学如诗赋的文采与公文文采，其特征应是有差别吧。文学讲斑斓、深美，公文讲简约、清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公文以简为美》。有关诗赋文采已有不少论述，而公文的文采有何特征呢？如毛泽东提出的文章《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当然是第一位的，公文的文采必须以准确性为前提，鲜明、生动、简约可否列为公文文彩特征呢？说到这里不免想到，文采与文风之间倒是密切相关的。文风包括公文写作的风格和风气两方面，风气有好有坏，风格有雅有俗，缺少文采也是文风不佳吧。结合公文写作的实际来说，笔者认为公文中的文采，大致说来，反映在如下几方面：

（1）立意新颖精辟；

（2）言之有物有情；

（3）叙事论理明畅；

（4）材料精当新鲜；

（5）文字少而精；

（6）语言清新通脱。

这几方面，既有文风又有文采方面的要求。孔子论正人君子时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质朴；文：文雅。意思是说一个人太朴实了就会显得粗俗，太文雅了就会显得虚浮，只有文质彬彬，既文雅又朴实才称得上君子。公文写作也要解决为质和文的关系，太平实了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太重文采了又会显得浮华奇巧。质与文的统一，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其三，文采是公文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要求。一是观念的转变很难，现在很多人（特别是领导同志）都习惯于公文这种平淡无味的面孔，你偏要笔蘸感情，偏要写出文采来，就难免一时不被接受。二是笔下生花也不易，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字能力，连平常的公文尚写不利落，怎能要求文采呢？三是要冒改革的风险。对于公文文采，目前尚在探索阶段，探索中很可能搞出非驴非马的东西，要能承受失败的考验。

以上种种，最关键的是观念的改变，首先是秘书工作者思维定式的转变，要从陈规旧习的束缚中突破出来。试想古代的先民写公文，并没有什么“条例”“办法”的，一条条的规矩，还不是近人慢慢总结出来的。记得我初读《共产党宣言》这部全世界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时，迎头第一句话便是：“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幽灵。”当时我瞪大了眼睛，以为是印错了。现在若写个宣言或公报之类，谁有胆子这样写？即使写出来也不会被通过。公文规范一下是对的，那是指文件外在的格式应统一。但如果照某些书要求的，每种公文规定好如何开头，如何展开，如何刹尾，甚至开头第一句话如何写都要做出规定，就太僵化了。

任何事物发展到至极就要走向衰落，古文的发展就是如此。至齐梁时代，骈文达到“寻虚逐微”的地步，“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贵轻艳，争靡丽，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文风逐渐衰败。至中唐韩愈发起复古运动后，才使古文得以重新发展。后来实行科举，明代创出个八股文，一时达到了读经作文的高峰，但同时，文章开始陷入公式化。八股文看起来整齐悦目，读起来铿锵悦耳，却就是堆砌词句，言之无物。清代学者袁枚对八股文评道：“读起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嚼了又嚼，有何滋味？”（《随园诗话》）真是挖苦到家了。且举清末同治状元陆润庠的“八股范文”，《五亩之宅树墙下》的一段：

吾乃由衣帛推之，而知老者之心，有欣然者焉。高堂之愿望多奢，曲植邃筐，每乐课家人之生计。乃者夕阳散乱，或负曝而游沃若之阴，见夫缩版既成，条桑者应仓庚而出；浴川甫毕，饲桑者听戴胜而来。其欣慰于娣姒之承欢者，固不独纤缟之足以适体也，而养其身非即养其心哉！

吾乃由失肉推之，而知老者之意，有怏然者焉。耄耋之精神犹健，牲牢埘桀，每乐睹物产之繁生。乃者日夕间观，或扶杖而数家珍之细。见夫率场啄粟，雌伏者哺雏而呼群；硕大蕃滋，豢养者放豚而入笠。其愉快于物类之咸若者，更不独食甘之足以属餍也，而养其志何啻养其口哉！

实事求是地说，这篇八股文还不算最坏，否则也不会被举为万千学子的楷模。但从这后二股的内容来看，严守八股文规范，上下股对仗匠气十足，不但字数相等，而且每一句的首字几乎相同。文字又多用《诗经》、《礼记》等经书中的僻字，内容空疏，所言毫无价值，八股文的腐烂气息犹可闻也。

八股一行，文风颓败，清代末年终被废止，到了五四运动时，文言文也在白话运动中寿终正寝。以史为鉴，目前机关公文若过分追求规范，搞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形式化了，也必然走向衰退。现在出现的公文“写者厌倦，看者皱眉”，“不经读，不入脑”等现象，是不是“衰退”的兆头呢？这也许言重了，然而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对改变现状，达到公文让人爱读爱看，是大有好处的。

有志于公文革新的同志，入手之处，当在深入剖析公文写作中的弊端，然后大胆地提出公文革新的方案，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使公文越来越具文采，既不失其功能，又令人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