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信息处理的效率与效果

现代社会的很多工作需要团队合力完成，复杂沟通能力可以促进团队合作，提升信息处理的效率；信息是当今以及未来经济中的核心资源，信息处理要达到最佳效果，就需要对人性需求作深入理解，根据需求精准提供产品或服务，这是复杂沟通能力的另一个用处。

前面说过，在人工智能社会，人类劳动者将更多地从事创造性工作。有一点需要强调，很多人对创新的印象是，一个聪明人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点子就叫创新，比如牛顿被一个苹果砸中脑袋想到万有引力理论。

其实，当下的创新更多的是不同专长的人在一起的协作。以另一个苹果为例，乔布斯推出的众多苹果产品，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创意，而是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发挥自身优势，精诚合作的成果。

乔布斯擅长提出新的理念、主题要求、模糊化的想法，乔纳森·艾夫负责带领苹果的设计工作者将其转化为设计蓝图和标准。他们推出的iMac电脑，放弃了旧有的桌面总线、系统接口、传统串行端口及软盘驱动器，只用以太网、红外线和USB接口连接的电脑。iMac大获成功，成就了史蒂夫·乔布斯技术预言家和引领消费潮流大师的名声，商务、设计、广告、电视、电影和音乐行业最终都受到了iMac电脑的影响（透明化材质）。

乔纳森和乔布斯由此发展成为“现代最富有成效的创造型伙伴关系”。他们两人联手改变了苹果公司以工程技术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将其打造成了以设计为驱动的公司。他们先后推出了iBook、PowerMac、iPod、iPhone、iPad等革命性产品。乔布斯经常提出让优秀的设计者感到不可想象而难以完成的创想，幸亏有乔纳森凭借足够的耐心、才智和直觉将这些创想转化为现实。

其他行业的创新同样日益团队化。在意大利MaxMara时装集团主席Luigi Maramotti看来，不再让设计师单打独斗，而是把他们与技术研发人员组合成团队一起工作，让新技术和新材料有足够的机会激发设计师的创造力，并将最终的产品设计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上。

长大后必需的合作能力要从小培养，要让孩子从小就从温室进入社群。

幼儿园是孩子进入的第一个社群，早点上幼儿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幼儿园能帮助孩子们理解和接纳自己的需求和情绪，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被接纳、被认可；幼儿园还能帮助孩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公平、理解和宽容的重要，让孩子承担起对集体、社会和世界的责任。总之，幼儿园能帮助孩子接纳自己、接纳他人。

教育专家研究发现，老人带出来的孩子慢一些、社会技能差一些；上幼儿园的孩子在智力、感情和社会能力上发育得比在家里长大的孩子要快一些。因为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在与更多人接触互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幼儿园提供了一个孩子成长所需的环境。如果一直待在家里，天天与父母或祖辈在一起，孩子肯定无法学会如何跟陌生人、跟朋友打交道。

需要强调的是，幼儿园的主要价值在于培养情商而不是培养智商。上幼儿园的目的不是学习识字和算数，从温暖的家到陌生的幼儿园，从小就和陌生人打交道，是培养孩子拥有复杂沟通能力的第一步。

近些年，幼儿教育小学化现象正日趋严重，导致很多孩子的感情和心理受到挫折，还没上小学，就已经厌学。幼儿园属于学前教育，也就是“学”之前的教育。学龄前的孩子，大脑及身体发育还不完善，决定了他们还不能像小学生那样坐下来进行正规的学习，学不好是正常的。但很多家长和老师不理解这一点，呵斥与批评只会让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不仅学习的兴趣和动机被摧毁了，很多孩子还在小学化的幼儿园里变得发育不良、呆头呆脑或脾气暴戾、反叛。这当真应验了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有的幼儿园以游戏教学为主，家长却抗议老师不教识字和算术。社会学家、北大教授郑也夫对此十分激愤：“你们的孩子注定是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摧残他，搞填鸭式的教学，逼着他做超负荷的功课。即使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打败了别的孩子，小学上的是重点小学，然后又上了好一点的中学，但长大了也可能是个废物，即便考上了北大也还是个废物。我在北大教书这么多年，见了很多学生，他们学习上没有动力，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

在学前阶段，孩子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情感和社会技能，即怎么和别人相处，怎么在陌生人的环境中保持情绪的稳定。进了幼儿园，孩子就进入了社会，虽然老师和同学不多，但其挑战堪比一个来自偏远山村的青年突然进入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需要快速学习大量的社会技巧，才能对付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这时候不应再给孩子加上课业负担。

另外，就算家长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念念不忘、割舍不下，让孩子接受正规的、以游戏为主的幼儿教育，对智力，准确地说是对多元智能的发展也更有利。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能使幼儿得到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初步的音乐欣赏能力、身体各部的运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自我评价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自然观察能力等多智能的全面开发。孩子们会在以游戏为主的教育活动中变得越来越健康、活泼、聪明，比那些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数的孩子在正式上学以后更有潜力——很多研究和调查表明：在5岁以前开始阅读的孩子，日后的阅读发展反而比较慢。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人的成长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浪漫化阶段、精确化阶段、综合应用化阶段，分别对应幼儿小学与初中、高中、大学。美国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这三个阶段展开的：在美国的幼儿小学与初中，大体是上午上课，下午自由参与各种活动，课程面广、难度小、作业少，孩子们“浪漫化地成长”，普遍比中国的孩子更阳光、健壮、美丽，更有气质和风采；美国的高中是四年制，孩子们进入精确化成长阶段，高中实行选课制与走班制，课程广度、难度与课后的作业量明显加大，要认真学习才能过关；大学是综合应用化阶段，课程设计全面，实行宽进严出，与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刚好相反。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体系严重缺少浪漫化的成长阶段（很多孩子读小学时就已经在学业压力下近视了），这导致中国人缺少工作的创造力和生活的趣味性。

总之，幼儿园的小学化倾向要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限制；家长应尽量挑选注重快乐而非智力的幼儿园，以培养高情商的好孩子。学者杨早的观点值得中国家长参考：“是操场而不是家庭养成了孩子的社会人格——这才是学校的本相，教授知识只是其功能之一。照我的想法，如果孩子能顺利地被学校与社会接纳，在同龄人群体里获得尊重与友谊，那就算成功了一半。”

让孩子从小打工，是从温室进入社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很多人从美国影视剧中发现，许多家庭总是让孩子早早出去打工，这确实是美国式精英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不论是去餐馆当跑堂、去超市当收银员、去街上摆摊，还是给人家看孩子、当清洁工，中高产阶层的家长都乐意把孩子送出去工作。有统计数据表明，打工开始得越早的人，日后的平均收入就越高。因为打工早，说明“事业”起步得早，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就领先一步。中高产阶层的家长都深刻理解这个逻辑。

以去街上摆摊为例，孩子培养的销售能力对他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帮助？前美国银行总裁曾在演讲中强调，不要把银行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百万富翁的游戏，说到底，银行是零售的买卖，不懂这些，你管不好银行。美国的竞选政治其实也是“零售的买卖”，候选人要和很多选民面对面推销自己的政见，一张一张拉票。由此可见，不论摆摊的孩子长大了是做金融还是政治工作，他在和顾客打交道时培养的沟通、取信和说服能力都是十分有用的。

有些家长想得更深远，对孩子进行了衍生训练。华尔街对成功人士的基本素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能够推迟欲望的满足，能够有长远的规划。《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把这个道理落实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中。他的女儿在当地一家餐馆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这就使她可以利用自己的部分收入开了一个独立的免税退休金的账户。也就是说，她在十四五岁时，就为自己六七十岁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了周到的设计。Jonathan Clements说：“我从来不指望这点钱能解决女儿的退休问题。但是，这一账户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向孩子展示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是如何升值的。”

除了打工，美国的精英教育还特别强调社会服务。

最近二十年，美国大学生从事社会服务的数量增长了80%。美国的大学和中学往往视社区服务为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让贡献社会成为一种习惯，印在每个学生的心中。

美国初中生常参与的义工活动包括：辅导同年级或低年级的孩子做作业；保护环境，比如在公园捡垃圾、海滩清理、美化校园；图书馆服务；帮邻居家修理草坪、照顾小宠物，给朋友家带带孩子；教会活动，比如去救济所等地整理捐赠的食物、玩具、生活用品及衣物并发放给穷人；做小点心义卖/募款；杂活，比如发传单、发水/食物、在售票处卖票、给运动员加油、布置/收拾会场、扛重物、带孩子玩儿等。高中生的义工种类更为丰富，除了上述几大类，常见的还包括医院、老年公寓、博物馆、竞选办公室等。

华盛顿有家精英教会高中男校Gonzaga College High School，其校训是“为了别人的人”，学校规定所有毕业班的学生必须从事至少4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才能毕业。一个主要服务项目，是到无家可归者救济站面对面地给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饮食服务。该校的学生大多是“富二代”，社会服务能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理解他人。而对他人的理解能力、服务意识，是事业成功的必备素质。

相比之下，中国流行的“贵族学校”用高尔夫球、骑马、茶道、国际社交舞、国学以及形象穿着与品位等课程培养“富二代”，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些课程都是教他们如何关心自己，而不是教他们考虑别人、考虑社会。

教育家陶行知倡导“以社会为学校”：“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贯彻了这一思想。晓庄师范的活动是与周围40多个村庄连在一起的，如晓庄医院，晓庄中心茶园，联村自卫团，联村运动会等，都为农民提供服务。晓庄师范因此受到了农民的欢迎，真正与农民、与社会打成了一片。

让孩子打工赚钱和做社会服务，都含有“社会即学校”的意味。把整个社会作为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因而能够显著提高教育质量。

从温室进入社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参加各种社团、俱乐部，比如体育社团在美国非常流行。

在中国的大学，“体育特长生”往往带着些许贬讽的意味。但在美国的大学，许多学生都有至少一样擅长或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不喜欢体育的是少数派。很多美国白人都有“以黑为美”的倾向，因为偏黑的肤色意味着更充足的阳光照射，更丰富的户外运动。美国因为体育特长而被名校录取的学生不在少数。橄榄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时常是校园明星一般的存在，广受女生们追捧。

“常青藤”最初是美国8所名校的体育联盟的名字。为什么美国人用一个大学体育联盟的名字来代表最精英的教育呢？

主要原因是体育自古希腊以来就是精英教育的核心，是培养领袖的必修课。古希腊人认为，体育不仅可以锻造强健的身体，更可以培养坚韧不拔、忍受痛苦的强健精神。体育教给孩子的精神素质很丰富：比赛要按规则玩——树立法纪意识；team sports要靠团结协作——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必胜的决心和竞争的勇气；输要输得有风度——正确地面对失败；fair play很重要——公平竞争；激励和团结全队的领袖才能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理想的运动员是律己、自信、可靠、临危不惧、有感召力的人，这也是领袖的品性。

体育能培养政治经济精英是有事实依据的。美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有体育上的一技之长：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曾是大学校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IMF主席拉加德曾是一位花样游泳运动员，著名金融机构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苏世民曾是校长跑队的队员……通过体育运动，他们体验了很多深刻的道德原则，修养也慢慢培养出来了。

马云多年来招聘过很多年轻人，他的结论是中国年轻人的团队合作最糟糕，因为他们没学过。团队合作精神要怎么学？马云给出的答案也是体育。打篮球的时候，如果这哥们从来不传球给别人，光顾着自己投，没有人愿意搭理他的时候，他就会懂得，如果不配合别人就没有人会跟他玩——运动不仅让身体健康，也让心理健康。

美国学生还喜欢加入戏剧社团。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英国、美国，在西方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有高度的表演性。政治家的权力来源于是否能声情并茂地说服公众。古希腊的许多政治家有戏剧训练，美国的里根、施瓦辛格都是从演艺界出来的政治家。表演才能带来感召力，感召力带来说服力。因此许多美国学生从小接受戏剧教育，加入戏剧社团。

总之，我们要看到美国教育种种现象背后的共同逻辑，不论是两三岁就送进游戏化教学为主的幼儿园，还是从小打工赚钱、做各种义工，或是加入体育和戏剧社团，都是为了培养孩子的沟通合作能力。孩子们做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于智能机器的竞争优势。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他年老的时候，有记者问他：“爱因斯坦先生，你已经很老，死亡对你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回答：“死亡对我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听到莫扎特。”爱因斯坦的这个回答估计是很多重理轻文的中国家长和教师所想不到的。

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的爱因斯坦看到了在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时代，快速发展的科技沦为了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利器。根据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现代科学技术节约了劳动，使得生活更加舒适，可是带给人们的幸福却那么少，人们成为机器的奴隶，毫无乐趣地工作着。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人们没有正确地去使用科技。

爱因斯坦因此呼吁科学技术要具有价值维度：“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将比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更加强大。要避免爱因斯坦所观察到的弊端，人文教育必须跟上，这样才能让机器为人类造福。

再从个人成功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很多西方精英都是文理兼修的。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带领英国人民抵抗德国侵略的丘吉尔有很好的语言素养，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二战”名将巴顿将军1944年在给西点上学的儿子的信中写道：“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人，你一定要懂历史。日期还有详细的战术策略没有什么用，你需要知道人的行为。打仗并不是要打败一个人的手上的兵器，而是打败他的灵魂。”

再比如乔布斯曾在大学学习书法，也深谙禅宗美学，他还从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yod Wright）等人的作品中汲取了养分，这给他的产品设计带来了人文、艺术与科技融合的竞争优势。扎克伯格大学时的专业是心理学，很多人性洞见帮助他把Facebook变得更具吸引力和诱惑力。Greg Lutze除了是全球炙手可热的摄影图片类移动应用VSCO的创始人，还是著名的设计师和摄影师，Lutze喜欢时尚和品牌，为VSCO灌输了不少新潮的文化和理念。

以“裂变式创新”闻名的中国企业家宗毅，2016年启动了“80天电动汽车环球之旅”。他收获了一个重要感悟：“不要羡慕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因为中国教育的考核标准是错的。在80天环球的路上，我深刻感受到，中国教育出来的孩子缺乏人文、艺术的知识，不知道什么是美，缺乏修养、自信，缺乏沟通能力，缺乏幽默感，这都是教育的缺失，每天想着考试，可怎么幽默啊。”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经常出国考察，同样有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今天重新设置中国的教育体系，幼儿园的孩子们，必须学会唱歌，必须懂得音乐，必须欣赏音乐，这个音乐是跟天堂相通的，将来要寻找和开启人的智慧是要靠音乐的，音乐最早是从教堂、庙堂里面出来的，音乐对人实在太重要……如果没有这种感受，将来对于情感的把握，找到自己可以通上智慧的途径是少了一条道。还有美术是多么的重要，美术重要在哪儿？就是你要有想象力……数学很重要，语文也很重要，确实没有这些基础那就啥都没有。但是有一点更为重要，音乐、体育、美术这些东西，让一个孩子真正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学习的机器。”

我们说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是“从重理轻文到文理兼修”，其重点是要推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包含了多重目的。

第一，是帮助学生从理念层面提升对人性需求、对情感表达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指导人际沟通行为，从而弥补宗毅所说的中国孩子的一些素质缺失。

第二，创新人才往往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视野，“通”“专”结合，通识教育也是培养创造性人才所必须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说：“我早年有幸接受了开放式的、适应性较强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获得的能力使我受用终身。”他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应是一种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是在为终身学习做准备、打基础的。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是善于学习、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能遨游各个知识领域并为我所用的人。”

第三，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角度来说，智能机器正在超越人类的左脑（工程逻辑思维），人类要保持对机器的优势，一个重要策略是不断超越科学和人文的壁垒，融通这两种文化。哪怕是理工科专业，也要让学生花时间精力开发机器不擅长的右脑，比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电影话剧、创意设计。智能科技越是发达，人文艺术之美越要绽放。

第四，从生存策略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会消灭很多工作，又会创造很多新工作。今天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未来有什么工作机会，最适合干什么，而且他们以后很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变换行业，因此很有必要在大学阶段多学习一些东西，把基础打宽一些，这样才能在未来需要的时候有更多选择的机会。通识教育其实给学生的人生提供了最实际的准备。学得越专、越讲究实用，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反而越无法适应实际工作。

来看一个例子。吴军的谷歌同事科恩博士本科学习音乐，博士时改学电机工程，做了多年研究后，又跟同事一起创办了著名的语音识别公司Nuance，把公司卖掉后进了谷歌，退休后又到乐队演奏去了。美国名校毕业生有不少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接受的是通识教育，擅长很多领域，职业选择就很丰富。

最后，通识教育也能很好地增添生活的幸福快乐。梁启超在给学建筑专业的长子梁思成的家书中曾这样写：“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对于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通识教育在中国可溯至先秦时期孔子培养弟子的“六艺”教育，在西方则起源于古希腊，指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要参与公共生活才是完整的人。希腊公民要会打仗，会辩论，能打官司，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所以要懂得哲学、逻辑学、语言、演讲术、音乐、天文、数学，等等。

美国的好大学在本科阶段都开展通识教育。比如在哈佛大学，学生从大三才开始定专业，在前两年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文理所有的课学生随便选。因为前两年大面积地接触各种学科，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专业，高考填志愿就定专业是不合理的。

清华大学教授刘瑜曾经分享过一个她在哈佛选课的小故事。那时刘瑜在哈佛读博士后，她想去旁听一些哈佛的本科课程，但是当她拿到课程清单的时候，被惊到了，因为她得到的竟然是一本一千多页的庞然大物。由此可见，哈佛本科生的选择有多么丰富。

耶鲁大学本科教育的重点同样在于通识教育，目的是为学生带来完整的知识结构，养成触类旁通的通用智慧。耶鲁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经典阅读核心课程，班级人数不超过17人。本科生会大量涉及本专业之外的知识，一般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数学、部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

我们看到，在通才培养的课程中，人文学科占大部分，这是常青藤教育的精髓。

担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在莱文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领导者的一个核心素质是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做决策，要在众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选项中，看到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因此常青藤的通识教育所培养的远见、想象力和分析力，对于有志于成为社会精英的人来说是最好的教育。

上述判断是有数据做支持的。美国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收入比较，对注重专业的中国学生很有参考价值。

在美国各专业毕业生中等起薪的排名中，越实用的专业排名越高。比如“全美大学与雇主联合会”对2008年十大顶尖起薪专业的排名是：化学工程，电器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民用工程，经济，信息系统管理，金融，会计，企业管理。文学、语言、历史等不实用专业的学生，起薪则远在其后。

再来看各专业的薪水上涨潜力。根据PayScale的数据，美国工程类学生的中等起薪最高，是59058美元，十年左右的时间上涨到了103842美元，上涨率为76%；历史专业本科毕业时仅挣4万多，但日后转轨搞企业咨询，在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年薪是104000美元，不仅超过了工程师们，也超过了本科就学工商管理类的学生的事业中程时期的98000美元的收入水平。

历史专业的学生在事业中程时期比较成功，不是美国的特有现象。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很多中国家长有个误区，认为历史、文学、艺术、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但从世界经验来看，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有“软本事”——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

即便一个年轻人的志向没那么高远，不想成为大有作为的领导者，人文教育在普通工作中也是很有用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沟通能力。

来看一个例子。薛涌的妻子有一次去美国的医院看病，医生见面先自我介绍，聊聊家常，当知道她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学日本文学时，马上和她讨论起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共同语言一下子拉近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距离，医生因此赢得了病人对他的信赖感。可见人文训练对医生和病人打交道也有帮助。

相比之下，日本的医生就不会主动和病人握手，更不用说聊家常了。日本的医生常常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宪兵队长，病人不过是他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薛涌两岁的女儿，在美国一路过医院就喊着要进去看看她的医生；可是在日本，她一见医生就哭，乃至有了些心理问题。

以美国的标准看，如果连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信赖都无法赢得，还当什么大夫！如果用中国传统医学的标准来讲，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仁术”，还要有“仁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人文教育的一个重大意义是培养健全的公民素质，然后才能更好地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

总体而言，中国的人文教育是先天不足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出现了“重理轻文”的严重偏斜。1949年时，学习文、法、商、教育等文科的学生占33.1%；1953年，文科学生的比例减为14.9%；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这一比例下降为9%；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绝无仅有。

可喜的是，今天中国已经有部分大学参照国际经验，开展通识教育。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推动我国通识教育迈向新阶段。

“AIQ教育+通识教育”是中国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识教育尽快普及到更多的大学，普遍增强年轻人的沟通力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