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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作文教学的本色钩沉

时间:2022-02-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自古至今对作文教学的研究也非常重视,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各种论文著作层出不穷,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因此,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普遍重视属对训练,将其视作一门语文基础课。一般来说,传统私塾的属对训练有一套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属对训练只是作文教学的前奏,不必天天操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读写结合是我国传统作文教学的一条宝贵经验。

中国人历来重视文章,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古人学习写作的基本顺序是:先学属对、作诗,后学作文、策论。自古至今对作文教学的研究也非常重视,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各种论文著作层出不穷,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因此,传统语文教育在表达训练上有很多非常成熟的经验,如属对训练、示范模仿、读写结合、从放到收、由博到约、多作多改、文体练习等。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三条:

(一)属对训练

属对就是教学生对对子,也称对课,是汉语言特有的一种言语形式,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的一种成功经验。貌似造句练习,但其难度和深度远远超出现代语文教学中的造句训练。它实际上是一种语音、语法、词汇、修辞、逻辑的综合训练,是一种不讲语法理论的造句练习。属对训练不仅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是作文教学的铺垫。因此,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普遍重视属对训练,将其视作一门语文基础课。它寓教于乐,可深可浅,看似文字游戏,实为高级的语言和思维训练,极大地增进了学生的习作兴趣,调动了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

李渔编写的《笠翁对韵》和车万育编写的《声律启蒙》是明末清初两本训练蒙童练习属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在蒙学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们按韵分编,内容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多字对,声韵协调,对仗工整,读上去朗朗上口,能得到语音、声律、词性、修辞等方面的启蒙训练。

一般来说,传统私塾的属对训练有一套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从字数上讲,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逐渐增加字数,逐步增加难度。如教师说“雨”,学生对“风”;教师说“桃红”,学生对“柳绿”;教师说“三尺剑”,学生对“六钧弓”;教师说“女子眉纤”,学生对“男儿气壮”;教师说“人间清暑殿”,学生对“天上广寒宫”……王筠《教童子法》中提到:“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2]从词性上讲,把字分作实字、虚字、助字三类,还细分半虚、半实及死、活等小类,即所谓“无形可见为虚,有迹可指为实;体本乎静为死,用发乎动为生;似有似无者,半虚半实”。一般先练实字对,再练虚字对。除了这两点,属对还讲究平仄的协调、典故的运用等规则。塾师在讲解诗词时,一般会讲述一些属对练习中应注意的词类虚实、平仄声韵等方面的知识,实际也是一种传统“小学”的启蒙教育。因此,属对训练不是简单的造句练习,而是一种综合性思维训练。例如,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曾以“比目鱼”对“独角兽”,远远要比其他学生的“两头蛇”“百足虫”“九头鸟”之类对得工整、贴切,得到寿镜吾先生的赞扬。因为“独”不是数目,却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目,却有“双”的意思。以“比”对“独”最为妥帖。

属对训练只是作文教学的前奏,不必天天操练。元代程端礼就提出过不必日日训练的主张,但他对属对训练的时间、目的及教学要求等问题,都作过详细说明。他说:“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已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长天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便行。使略知对偶、轻重、虚实足矣。”[3]他主张将属对训练放在“习字演文之日”里进行,目的是为了配合“学演文”,要求是使学童“面属一对”,以检查其是否略知轻重、虚实。当然,历代塾师在具体训练时可能略有差异,但都大同小异。因为有这种经常性的操练,所以古代学子做个对子、写副对联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并无多大困难,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学生的“软肋”。

(二)读写结合

现在一提读写结合,多数教师以为是广东特级教师丁有宽老师首创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读写结合是我国传统作文教学的一条宝贵经验。丁老师的读写结合教学探索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经验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值得我们学习和仿效。

古人对读写关系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认为阅读是作文的基础,对写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只要读的书多,背的书多,就能写出来好文章。故两者应紧密联系,不可偏废,才能取得读写双丰收。汉代扬雄《答桓谭论赋书》曰:“能读千赋,则能为之。”[4]欲作赋,必先大量读赋,读赋是作赋的前提和基础。元朝教育家程端礼说:“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5]这段话用生动形象的比喻阐述读写关系:读书是“销铜”和“识模”的过程,其功在理解消化阅读内容,学习范文的写作方法;作文是“铸器”的过程,将作文素材纳入文章的框架结构之内,即可写成。如果在“读”上下了苦功夫,那么“写”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清代唐彪对读写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蜂以采花,故能酿蜜,蚕以食桑,故能成丝。倘蜂蚕之所采食者,非桑与花,则其成就必与凡物无异,乌得丝与蜜乎?乃知士人所读之文精,庶几所作之文美,与此固无异也。”[6]他认为阅读与写作是花与蜜、蚕与丝的关系。读书好比吸收,积累思想、积累知识、积累生活、积累语言,为表达提供丰富的滋养;作文犹如倾吐,就是把积累的东西倒出来。他还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7]显然,“读之极熟”是一种追求质量的阅读,能深刻理解文章的内涵、旨趣和写作技巧,达到读写交融的化境,这个观点精辟地揭示了读写之间的内在联系。清代崔学古对读写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其文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学者多以作文、看书分为二项,故二者胥失之。不知二者虽有操觚之辨,总之去皮,见骨、见髓,要以得解为止,非有二也。”[8]他认为读通了某一类文,就会写某一类文,还能形成某种风格。读写不是两张皮,而是互相关联、相互补充、相因相生的一件事。以上历代各家说法,虽然语言表述不一,但实质相同,都持“阅读基础说”的观点,即把读书与作文结合起来,以读悟写,以读导写,以读助写,以写促读,从阅读中学习作文的秘诀。

(三)多作多改

多作多改是传统语文教育在表达训练上的又一条成功经验。

先讲多作。俗话说得好,熟能生巧。古人认为,只有平时多练习作文,下笔时方能才思敏捷,落笔成文。梁朝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有名句:“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9]奏曲、观剑是如此,作文亦如此,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操练,方有妙笔生花、倚马可待的才能。唐彪说:“是‘熟’一字,为作文第一法也。”[10]他强调的这个“熟”字,是一种多练的结果,实际是说要多作。唯有多作才能达到“熟”的结果,唯有“熟”了才能举一反三,纵横高下,有所变化。唐彪还说:“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藉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之工夫,其益相去远也。”[11]这正应了一句谚语“读十篇不如做一篇”。一般人不喜欢写文章,怕动脑,怕麻烦,怕写不好。其实,写不好正是因为写得少、手笔不熟。要想文章写得好,必须多写、常写。唐彪说:“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则难。沈虹野云:‘文章硬涩,由于不熟,不熟,由于不多做’。信哉言乎。”[12]作文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运用,只有通过多次反复训练,才能更好地掌握文章的写作技巧。因此,传统语文教学提倡文章要多做,是符合从写作实践中培养写作能力这一规律的。

多作不是说搞题海战术,写完一篇换个题目再写一篇。有时一个题目可以写几遍。明代大儒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作不得题细讲一遍,仍作此题。一题三作,其思必尽,其理自通,胜于一日一题也。”[13]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唐彪也有类似的经验:“作文有深造之法,如文章一次做不佳,迟数月将此题再为之,必有胜境出矣。再作复不佳,迟数月又将此题为之,必有胜境出矣。”[14]这种做法与“冷处理”的经验相仿,是符合学生认识规律的经验总结。因为学生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需要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探索过程。现在有教师仿此法进行“一题多作”教改实验,实是高明之举。试想如果让学生连续四周写观察日记《放学路上》,每周写的内容肯定不一样。通过多次练习,反复评讲,再作一遍,学生在选材、立意、布局、遣词造句等方面一定会有不断的改进与提高。

再谈多改。传统语文教学不但强调多作,而且强调多改。多改,也是训练作文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人修改诗文的故事很多,例如,贾岛思考“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典故。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也是改了数遍方才定稿。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提及欧阳修修改文章的故事:“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15]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被人誉为“一代文宗”。他的文章尚且要多次修改,况乎普通学子!对于蒙童而言,更应该提倡作后多改。

我们常说,好作文是改出来的。唐彪也说:“文章不能一做便佳,须频改之方入妙耳。此意学人必不可不知也。”[16]这是经验之谈,凡作文之人感同身受。因此作后必须修改。至于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作后马上修改,也可以放置一段时间再改,可以教师改,可以自己改,还可以同学互改。但有一条必须明确,教师要少改,学生要多改,让学生做修改的主人,这是古人的智慧总结。例如,宋人王日休《训蒙法》说:“若改小儿文字,纵做得未是,亦须留少许,不得尽改。若尽改,则沮挫其才思,不敢道也。直待做得十分是了,方可尽改作十分。若只随他立意而改,亦是一法。”[17]他强调教师要顺着学生的原作思路因势利导地修改,切忌把学生的习作改得面目全非。唐彪也有类似的经验:“先生于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宁置之。如中比不可改,则置中比,他比亦然。盖不可改而强改,徒费精神,终不能亲切条畅,学生阅之,反增隔膜之见。惟可改之处,宜细心笔削,令有点铁化金之妙斯善矣。”[18]学生习作如果问题多多,不可强改。所谓“点铁化金”,是指在可改之处改,改到点子上,改在要紧处,让学生看了教师的评改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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