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成绩公布后高中报名

（一）中考与高考的关系问题

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一般要经历两次高利害性考试——中考和高考，而且高考相较于中考而言，其社会影响力、与个人命运的关联度都显得广大而深远。因此，对于中考改革，人们往往会以其是否有利于学生未来参加高考、是否能够与高考“接轨”来加以衡量和判断。如果中考的内容与形式跟高考是高度一致的，就容易得到认可。在这样的认识下，中考就容易成为高考的投影，中考改革就成为高考改革的附庸。虽然考试评价有其共通的规律，但中考与高考仍具有各自的、难以兼容的特殊性。一方面，两类考试的侧重点不同。“义务教育的性质是打基础的教育，不是选拔性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优秀人才的培养很重要，但不是义务教育的主要职责；学业考试的根本目的，是检测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质量，引导教育教学更好地激发兴趣，培养习惯，而不是筛选拔尖人才。”（尤炜，2008：10）高考是基础教育阶段的终端性考试，其基本功能是“为高等学校提供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依据，满足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需求”（钟秉林，2014-09-08〈06〉），它必须遵循人力资源筛选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两类考试为学生提供的选择不同。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更加注重共同的基本素养，初中学生仍是未成年人，且学生都能接收到高中阶段教育，中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学生选择接受何种高中教育。因此，这是一种教育选择。高中阶段的课程既重基础，同时开放程度较高，学生主要是通过选择性学习形成专业倾向，以此为基础竞争高中后深造的机会甚至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机会。这类选择侧重于社会选择。认清两类考试的关系，中考改革才能够更好地确定自身的范畴和领域。

（二）水平性检测与选拔性功能的协调问题

“考试内容历来是决定考试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与许多考试范畴密切联系的理论中心问题。具体来说，考试目的制约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要通过考试形式来体现。”（田建荣，2004：83）中考作为“两考合一”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必然会牵涉既要为毕业而考，又要为升学而考的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南通中考改革确立的“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水平测试＋学业考试”的中考框架虽然与《教育规划纲要》设计的“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的框架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南通的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仅有两门，对高中录取起到决定作用的仍是绝大部分文化课程的考试分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水平性检测，强化了升学选拔。作为毕业考试，它必须符合水平性、合格性评价的特殊规定；作为升学考试，它又要较好地体现选拔功能。而只要考试具有选拔功能，其合格性考试的性质必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学生的学业压力就必然会加大。选拔性考试是一种常模考试，“常模测验的分数提供了关于服务效果的信息，但从长远来看，学校服务、家庭条件、学生的需求及期望、专业人员的回应才是最重要的生命之舞”（卡罗琳·J.斯奈德等，2011：53）。可以说，学生从进入初中开始，就要在中考七门学科上狠下功夫。所以，建立水平性检测与选拔性考试这两种不同功能之间的平衡，发挥好中考对毕业与升学的双重作用，应是推进改革试点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中考改革如何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供有效支持的问题

根据国家的试点工作要求，南通中考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这样几种基本认识：一是课业负担在小学与初中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和来源，课业负担与考试评价有关，但更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通过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可以缓解一部分课业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减轻课业负担，要切实减轻课业负担需要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二是如何通过中考改革实现减轻负担与提高质量的“双赢”问题。减轻课业负担的根本目的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要通过中考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仅是改革考试评价制度的问题，它应该依靠更广阔层面上的教育综合改革乃至社会改革。中考充其量只是起到一个杠杆或调节器的作用。三是考试内容与方式的设计难度较大。我国不同地区的中考改革在内容与方式的设计上各有特点，如果从减轻课业负担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作用仍然有限。同时，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招制度的比较分析，我们也看到，凡想进入学术性高中的学生仍需一搏，其课业难度仍然不低。四是关于推进中考改革的社会心理比较复杂，减轻课业负担的社会认同度颇高，但遇到中考，不改的意见、少改的意见、大改的意见都有一定的市场和相应的理由。因此，通过中考改革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既要建立这两者之间的合理联系，也要在更大的时空去研究课业负担的成因，并通过配套的“减负”措施支持中考改革。

（四）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作用问题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育工作的目标和出发点，通过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应是中考改革的重要任务。目前，南通已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体系，但发挥好评价结果在招生录取中的作用仍需再作设计。这里主要存在一个“软挂钩”和“硬挂钩”的问题。所谓“软挂钩”，就是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不直接与升学录取挂钩，评价主要发挥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作用。这一做法的合理之处是体现了综合素质评价的应然功能。但如果在中考招生录取中缺乏综合素质评价的权重，便容易造成学生不关心、学校不重视的结果，综合素质评价最终还会失去其积极意义。所谓“硬挂钩”，就是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与学业水平考试结果均作为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重要依据，如果采用这一做法，在实践中有可能导致“应试性”的综合素质评价，即学校、学生乃至家长均会将追求较高的评价等级作为应对这一评价方式的主要任务，它在促进学生主动发展、促进学生反思互学等方面的作用则可能被忽视。使综合素质评价与学业考试一样真正“硬起来”，将是中考改革的另一突破口。

（五）热点普通高中指标生的录取问题

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中考改革的意见》要求“将优质高中名额中的大部分均衡分配到普通初中”。2012年，《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严格落实四星级普通高中70%以上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所有初中的规定。”对此，南通通过几年的努力，热点普通高中指标生比例已达70%，但仍采取在中考总分中加20分录取的办法。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薄弱初中学生就读优质普通高中的机会，但从实践效果上看，相当一部分获得指标生推荐资格的学生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招生的优惠，因此这一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从另一方面思考，“如果实施100%的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的话，那么就很难使一些条件较好的学生得到充分发展，这恐怕也是有违教育公平的”。同时，“指标生到校相对来说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也限制了学校的选择权，而学校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王允庆，孙宏安，2013：10）。“对指标生分配政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政策推进的力度。随着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的逐步实现，中考作为选拔和分流学生的功能将会逐步淡化，推进素质教育的导向功能将会进一步增强，这是中考功能定位的一个明显变化。在指标分配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原有的高中考试招生的性质与内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指标分配改变了完全依据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学生的模式，逐步从全员选拔录取到部分选拔录取”（汪明，2014-04-13〈06〉）。关于指标生的录取，应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尤其应在激发初中学校办学积极性和提高办学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而不是对薄弱学校无原则的照顾。应“保持指标分配与统招录取的适当比例，即在增加指标分配比例的同时，保持适当的统招录取比例”，以“保证一批优秀学生即使没有获得指标分配机会，同样可以通过统招录取进入优质高中”（汪明，2014-04-13〈06〉）。

（六）招生录取批次合理设定的问题

招生录取是中考的一个关键环节，学生能够进入什么样的高中，与高中录取批次的划分直接相关。由于受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不足、高中多样化发展程度不够、“普高热”等教育发展条件和社会认知特点的影响，绝大部分地区在高中录取批次的设定上长期遵循着一种“由高到低”的做法。根据对2013年各省《中考招生工作实施意见》的统计，各地高中招生录取总体分为五个批次：①提前批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部分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的名额直接分配到初中；二是免试直升与破格录取；三是特长生。②省级重点高中招生与择校生。③市级重点高中招生、择校生。④一般普通高中统招生与择校生。⑤民办高中、高职、中职（师）招生。个别地区对师范学校的招生批次安排在第一、第二或第三批。（田建荣，2004：83）这种高中录取批次的设定，不仅没有体现中考的选择功能，而且在制度层面突出了它的选拔功能；不仅没有体现学校的招生自主，而且也在制度层面给学校分出三六九等。学生无从选择，只能任其筛选；学校没有自主，只能“照单全收”。因此要改革中考之重要环节的招生录取制度，应首先改革录取批次的传统设定方式，使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使高中学校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要实现招生录取的转身，一要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空间，使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能够进入“绿色通道”；二要为学校的多样化发展创造空间，最好将办学特色作为划分录取批次的类别标准；三要为学校的自主招生创造空间，使高中招生在公开、公正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招生灵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