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执政党和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就是定义现实、解释经验，并通过愿景的力量引导追随者认识现状。作为变革力量之源的中国共产党，当以博大之胸襟对所有优秀人类文明开放，确立鼓舞人心和令人信服的未来愿景，有效调和日趋激烈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不断改进其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增进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以改善其回应性和调适性，实现变革型政党的再造[9]。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愿景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校正和完善。具体可采取“三步走”策略：一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对愿景进行标准化检验；二是正式推广愿景；三是过程控制。要兼顾成员利益；建立充分信任；将愿景合理分解；长期灌输和影响；对愿景不断修正。彼得·圣吉指出，“建立共同愿景其实只是更大任务中的一部分。这种更大的任务包括：开发组织的主导理念，组织愿景、志向目标（或使命），以及核心价值。”其中，愿景回答“是什么”，志向目标（或使命）回答“为什么”，核心价值回答“怎样做”。[10]
众所周知，“中国梦”是引领战略布局的战略愿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是三大举措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是核心目标。“小康社会”语出中国古代经典《礼记·礼运》，描绘的是一个与理想社会最高阶段“大同社会”相对应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在中央标准的提法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并列的关系。换句话说，小康社会构想，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参照西方现代化发展状况，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初，新计划、新举措的成功令人应接不暇，而缺乏进行调整所必需的知识和程序。邓小平下决心为中国制定一条不同的路线，他寻求尽可能地调动各方力量。指导这些行动的口号，是中国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周恩来于1964年年末最先使用了这一口号，但它很快就消失了。1975年1月，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这一口号。由于政治原因，使这个口号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努力再次“流产”。然而到了1978年，“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检验标准。但是，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11]
中央原先设想，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战略愿景和奋斗目标。但是，经过同世界各国现代化水平相比较，邓小平认为到20世纪末只能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他决定把到20世纪末达到的现代化水平改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2]邓小平还把建设小康社会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相结合。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实现了翻两番，走完了前两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迈向愿景战略的“第三步走”。
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小康社会”的具体要求及其内涵一直在不断调整与深化。党的十八大将其拓展为五个方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与十六大、十七大相比，十八大把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由“总量”调整为“人均”，还增加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要求，增加了“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等前提条件，这无疑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开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如果说“四个现代化”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志，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则是从上层建筑的层面，来减少“四个现代化”在新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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