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景领导理论

愿景的英文单词是“vision”，源于拉丁文“videre”（看见）。从字面上理解，愿景隐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愿望”，是有待实现的意愿；其二是“景象”，是指具体生动的图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愿景始终是国内外战略管理领域和领导学领域的学者最热衷研究的课题之一。愿景领导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颠覆了人们对于组织发展动力来源的传统认识。传统理论认为，推动组织发展和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因素，诸如市场条件的变化、科技进步的带动、竞争者的变化等。而愿景领导理论则认为，动力更多来自内部因素，组织通过建立吸引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加深组织成员对组织发展与个人发展关系的认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组织发展中去，从而形成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美国学者纳努斯在《愿景领导》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愿景领导”概念，并强调在所有的领导功能中，领导者对愿景的影响程度最深。他认为所谓的愿景领导，就是组织可靠的、真实的、具有吸引力的未来，它代表了所有目标的努力方向，能够使组织更成功、更美好。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遭遇到的重大挫折。但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入侵华北，民族矛盾迅速计划，抗日呼声空前高涨。面对连续苦战、红军锐减的不利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石破天惊地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赋予长征以全新的历史意义，指出未来几个月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愿景：“北上抗日”。这就彻底培养了将士们的使命感，激发了不同群体对新社会的渴望，使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转变成为民族和革命双重目的的政治宣传^[2]。

对此，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罗斯·特里尔认为，在领导长征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天才的一招，体现在他认为共产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提出了西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将他们塑造成压根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千百万中国人眼中的爱国者。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则评价说：“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着抗日前线进发，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意愿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由此可见，对于变革型领导者来说，能否提出令人振奋不已、具有广阔发展前途、能够被追随者认同、持续引领组织前进的共同愿景，将会直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前途和命运。例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国家愿景，是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愿景吸引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并激励他们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壮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国家愿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持续推进国家现代化，这个愿景促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初步实现了富民强国的目标。柯林斯、波拉斯在其名著《基业长青》中，对18家持续成功的跨国公司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成功密码是：领导者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愿景，并持之以恒地促进愿景的实现。一言以蔽之，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组织，要想取得辉煌业绩并实现跨越式发展，前提是必须有卓越的战略领导者，且必须有强大的愿景领导力。

领导学理论认为，愿景由组织的核心理念与组织的未来展望两大部分构成。组织的核心理念，一般由核心价值观与核心目的组成，它们是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组织的灵魂和凝聚力所在，是激励人们不断进取的永恒动力。组织的未来展望，一般由未来10—30年的远大目标与对目标的生动描述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