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的理论创新

思想界最能敏感地反映社会变革。过去30多年，对于如何领导变革、推动改革，海内外各领域学者充满热情地进行探讨与争鸣，有的甚至深度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改革的重大决策。例如1981年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聚集了一批思维活跃的上山下乡青年，他们对农村有深刻关怀、热衷于三农问题调研，在中央领导和学界权威的支持下，持续地参与农村改革大政方针的酝酿和文件起草，其中就包括影响深远的5个“1号文件”。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关于领导变革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做出了独特贡献。尽管鲜有系统性、综合性的成果，但在个案分析或某一理论中，对改革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产生的影响等都进行了广泛讨论。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谁来推进改革”。吴敬琏、周其仁等教授认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孙立平、华生等教授提出了“改革断裂论”和“改革共识论”。刘纪鹏教授则认为，改革应由内部主体主导，在稳定中实现改革和转型。第二类是“如何认识改革”。俞可平教授认为，中国政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民主治理，扩大公民权益。李文钊副教授提出，基于自主治理的多中心逻辑，或许是改革的最佳方案。田国强教授则主张向西方学习、向历史学习。第三类是“怎样推进改革”。张路雄教授认为，改革要理顺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破”与“立”的关系、“放权”与“收权”的关系、“自发”与“引导”的关系。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改革需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郑永年教授提出，改革要体现阶段性，中国改革可实施“三步走”：用30年推动经济改革，再用30年推动社会改革，最后用30年推动政治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对变革心理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胡月星教授（1988）引入了西方的“心理冲突”概念，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变革之所以引起民众内心世界的极大反响与冲突，根源乃是人们在目标选择上的困惑、观念上的对立和价值心理取向上的矛盾。他认为，人的改变进步是现代化变革的核心，个体要想从心理冲突走向心理适应，必须有“乐于变迁的心态”、宽容的态度、较高的成就需要和创造欲望，以及清醒的自我认识。王沪宁教授（1991）以上海住房改革为例，认为任何改革政策要从观念变为现实，关键在于民众能否接受，从心态上认同新的体制。否则，就无以有效实施，甚至可能引起社会紊乱。他提出，应发动民众作为主体参与改革，在参与中实现自我调适，转换心理定式。当然，参与是必要的，控制也是必要的，应该使二者达到最佳平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经济学家刘鹤（2013）基于对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现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西方政府为了安抚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往往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福利承诺。过度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个人奋斗的决心。致命的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他提出要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才能使变革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