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重点说说在1992年第1期创刊号上发表的《三因素补偿论》。有人说中国特殊教育没有自己的理论，我听了有点不服气。我在思考如何利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特殊教育，如何将国外理论和国内实践经验相结合。我在《心理学报》上发表的《特殊儿童及其心理发展》一文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再看这些观点也是说得通的，那就是“三因素补偿论”。我写的文章不仅仅都是外国的观点，也有我们中国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对特殊教育、对残疾人认识的一个发展过程。文章发表后，《现代特殊教育》杂志的编辑沈玉林在《特殊教育论文写作指南》一书中提到我的这篇文章，并把它作为范例来分析如何写文章，说明他承认此文的价值和意义。我当时是很用心地写这篇文章的，但没想到它的写作方法能作为范例。我之所以要提出“三因素补偿论”，是因为当时苏联努力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打破国际教条，但没有做彻底，后面又出现了唯心主义；我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特殊教育的现象和规律。我认为，“三因素补偿论”能体现出博采众长的特点，还有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如苏联维果茨基的观点，美国柯克“医学的终点是教育的起点”的观点，还有“补偿”的观点。1958年出版的《在认识与劳动活动过程中盲缺陷的补偿途径》一书中较早出现“补偿”这个词，美国、德国也提补偿教育，我国教育部在相关文件里也提到了“补偿”，在此基础上我才开始谈“补偿”。首先，我对“补偿”下了定义，把“补偿”分为正补偿和负补偿，这里已经开始运用辩证法。我知道生物学也有补偿现象，在苏联学过这样的实验，去掉小动物的一个视觉器官，结果它们可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再把它们的听觉器官去掉，结果它们还可以适应，再后来进一步破坏其嗅觉器官，它们就没办法适应周围的环境了。这说明，生物本身有一种补偿功能。人是高级生物，人的补偿还涉及社会因素的影响。有些人强调发挥潜能，批评我从缺陷角度看补偿是保守的。社会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关键是有没有条件进行正补偿。负补偿就是迁就缺陷，是消极应对，而不是积极奋斗。除此以外，还要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就是指人是积极还是消极地对待残疾。在社会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人本身的心理作用可能处在不同的阶段，这样就有了第三个因素，这就是我提倡“三因素补偿论”的原因。现在我们谈的补偿论，包含生物、社会、意识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要想注重潜能的开发和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教育就应该考虑这三个因素。“三因素补偿论”还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三个因素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缺陷补偿和潜能开发是统一的。
这就是我如何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补偿的问题。有了这样的思考，我就写出了《三因素补偿论》这篇文章。我在努力做到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个问题。沈玉林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这种纵深论证法，逻辑严密，论证严谨，环环相扣……这样的评价不低，也有根据。我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待特殊教育的有关问题，在博采各国发展特殊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之道。（《三因素补偿论》具体内容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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