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低能班”

1959年“大跃进”的时候，国家也掀起了让青少年入学的高潮，算是教育系统的“大跃进”。二聋顺势设立了“低能班”，就是招收智力落后孩子的班级。其实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已经有人开始关注智力落后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国家也翻译过苏联这方面的资料。当时特殊教育学校只有聋校和盲校。“大跃进”的时候，聋校招进来的孩子除了有聋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有缺陷的孩子。这样二聋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低能班”。可是“低能班”成立了，却没有合适的老师。考虑到智力落后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幼儿差不多，学校就从幼儿园招聘了一个老师，来教这些智力落后的孩子。

1961年我来到二聋，去看过这个班。后来老师请产假了，我就开始带这个班，当孩子们的班主任，教孩子们课。当时二聋校舍有限，正好区里“少年之家”的活动站有几间空房，这个班就被学校安排在“少年之家”，其中一间房是教室，另外两间小房成为学生宿舍。“少年之家”在鼓楼，离二聋的校区还有段距离，所以这个班有几个孩子平时就在“少年之家”住，学校配一个保育员老师照看他们。每天早晨老师带着孩子们到二聋吃饭，吃完饭再回到鼓楼上课，中午再带回二聋吃饭，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少年之家”平时是不开火的，但冬天要生炉子让孩子们取暖。我带这个班的时候，早晨就要早点过去，先把教室的火炉子生好，然后让孩子们过来上课。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从小是在城里长大的，后来又到苏联去。苏联那边有暖气，不用煤球炉。在家的时候有母亲和姐姐，也用不着我生火，所以我从来都没生过煤球炉。那时候的煤球炉不像现在烧蜂窝煤，而是烧鸡蛋大小的煤球。生煤球炉子是挺讲技巧的。我用火柴去点木头劈柴却总也点不着，煤球也点不着，后来用报纸点也不行。点不着就干着急，孩子们只好冻着，我也冻着。当时班上有个学生叫李秀英，她会生火，最后她教会了我怎么生煤球炉：先把劈柴劈细点，用一张报纸引着几根小细棍，再把大的劈柴放上去引着，最后再把煤球引着。这些步骤看似很简单，但没操作过就很难。虽然我是在教育这些孩子，但同时我也在被教育。这个事情也促发我进行一些思考，我们应该怎样辩证地认识和平等对待这些孩子？这些事情教育了我，让我真实感受到这些孩子的长处，而不是空谈“人都是平等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聋的“低能班”被解散了。当时市里有个文件，要求这些孩子能就业的就业，没能力就业的就回家。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茅于燕和我们一起向上级提建议恢复“低能班”。当时我们通过北京市的副市长和一些业界名人一起反映这个事情，包括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现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教授、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原所长叶恭绍，北师大教育系的印尼归侨学生、北京市人大代表陈爱苾。我们写提案，通过这些人在人大代表大会上提议，希望能够在北京恢复智力落后班。

应该说，北京的智力落后教育在全国是最早的。因为早在1959年，二聋就已经有“低能班”了，所以这次提案不是“新建”，而是“恢复”。后来北京市教育局相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材料已经交到教育局，意见很好，我们要回去研究。”我们听到这个答复，很不满意，我们的要求不是“去研究”，而是真正落实这件事。后来我们又找到教育局的负责人谈这件事，和北京医学院第六医院的杨晓玲、贾美香等业界同人联合起来，最终让北京市智力落后儿童的特殊教育慢慢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