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并没有掘墓鞭尸

伍子胥本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受楚太子太傅费无忌陷害父兄皆被楚平王所杀。他逃楚奔吴，保得一命，后得吴王阖闾的重用，率领伐楚，攻破郢都，掘楚平王之墓并鞭尸三百。太史公的《史记》赞其：“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伍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可是，伍子胥真的掘墓鞭尸了吗？

春秋时期尚未完全“礼崩乐坏“，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曾有“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宣言。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尊崇礼乐，伍子胥引贼入室，鞭笞君王，在孔子看来无疑是罪大恶极的，如果伍子胥真的掘墓鞭尸，为何孔子对此事会一语不发？同时，按春秋笔法的惯例，会对忤逆君王的事件大书特书，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5个字：“庚辰，吴入郢。”完全没有对伍子胥鞭尸的描写。再者，屈原曾经夸伍子胥：“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对于忠于王室并“自投汨罗”以殉国的三闾大夫，怎么可能大加褒扬一个掘墓鞭尸的逆臣呢？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也赞颂：“胥执忠信，死贵於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羊传》有伍子胥这样一段话：“事君犹事父，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从这段话来看，伍子胥是重君臣大义的，不太可能为了“复父之仇”而“亏君之义”。

历史在流传中总是或多或少改变原来的样子，在《吕氏春秋》中记载的是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而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则是“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吕氏春秋》与《史记》两书前后相差不过百余年，但一个是鞭坟，一个是鞭尸，有如此出入，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不仅如此，在离伍子胥生活年代较近纂写的史书，对着掘墓鞭尸的大事不提一字，实在让人怀疑伍子胥掘墓鞭尸的真实性。

《吕氏春秋》一书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下的食客所著，此书共分为12纪、8览、6论，共12卷，116篇，20余万字，又名《吕览》。相传此书写成后，吕不韦将其挂在咸阳城城门，宣称有谁能改一字便赏千金。人们蜂拥而至，却无人能改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