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之一例

二、历史的辉格解释之一例

编史学中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辉格解释；另一种反辉格解释。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的辉格解释吧！

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辉格党即是自由党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专制，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19世纪初期，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本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1827年，作为辉格党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enry Hallam，1777—1859）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在书中，他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1688年的“光荣革命”，歌颂君主立宪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史，也开创了一代辉格史学。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则更明确地指出，在很长的时间里，“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6]

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 field，1900—1979）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历史的辉格解释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他将原来狭义的辉格史学概念从英国政治史扩散到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进而考虑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普遍性的辉格解释倾向。

历史的辉格解释的特点，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因此，大致来说，辉格史观由两个前提及其理所当然的推论所构成：前提一，人类历史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前提二，进步乃是历史中先进势力战胜反动势力的结果，而先进和反动的区分显然应当依据今天的标准。推论：历史人物（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不由他们在过去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的地位来确定，而是在他们与今天的联系中获得。也就是说，按照今日之标准选择和裁剪过去的事件，将它们置于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是理解历史合理而且便捷的方式。譬如，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种方式对吗？显然是不对的。当我们在小学刚接触历史时，常有“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人人共同劳动到出现人剥削人，为什么还说是社会的进步呢”这样的迷惑吧？其实，这种迷惑正是源于我们不自觉地运用了辉格史观来看待历史。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一社会转型时，就会发现人类的确是在进步：原始人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单个的人无法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存下来，只有靠群体的力量——公有制才能生存，而且人人共同劳动还不一定可以温饱。而到了奴隶社会，之所以可以人剥削人，是因为这时生产力发达到只要一部分人劳动即可养活整个群体，那另外的人就可以发展文学、艺术等。即使这里单个人的生活有可能充满了血和泪，但整个人类社会却在飞速发展，这难道不是进步吗？再举一例，在评价秦始皇（姓嬴，名政，前259—前210）的时候，我们多认为他是个横征暴敛、乱用民力的暴君。但也不能抹杀他的历史功绩。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北筑长城、统一度量衡难道不是历史的进步吗？“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才是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把秦始皇说得一无是处，那不正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使然吗？

图3‐15　陈寅恪

无奈的是，对历史进行辉格的解释，“在实践中却广为流传而且难以避免”。^[7]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亦如1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字鹤寿，1890—1969）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今世“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对历史进行辉格解释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客观历史（H₁）与历史著作（H₂）是有差别的。客观历史（H₁）是历史发展本体；历史著作（H₂）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历史描述的层次，二是历史说明的层次。历史描述的层次，它回答的是“是什么”，历史描述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记录、收集、整理、分析、编纂，这里面就有对客观历史取舍的问题。历史说明的层次，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何以是”的问题，这里面更多地融入了历史学家的认识。

既然历史的辉格解释缺陷明显且不可避免，我们又如何使历史著作（H₂）接近客观历史（H₁）呢？首先，历史学界一部分学者对历史的辉格解释进行批判，开始发展以史境主义为特征的反辉格解释。随后，历史学界通过长期辉格与反辉格的争论，目前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在史学研究中，在辉格解释和反辉格解释两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或者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对历史的真正理解与把握。因为没有辉格解释的历史著作是不具操作性的，没有反辉格解释的历史是失真的。

我们下面以古代纺织品文物的复制史来说明两种历史解释的必要性。

如果把古代纺织品文物比喻成客观纺织技术历史（H₁）的载体，那么古代纺织文物的复制过程就是纺织科技历史著作（H₂）的一种表现形式。复制的定义，就是相当于历史解释的方法（即编史的方法）。根据国家文物局1998年6月18日发布的《文物复制暂行管理办法》，上面明确规定和解释：

文物复制是指依照文物的体量、形制、纹饰、质地等，基本采用原制作工艺复制与原文物相同的制品的活动。因此，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必须利用原来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进行。当然，所谓原来的生产技术和条件也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程度的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技术的最低要求是手工织机和传统工艺，然后才是尽可能地接近所复制的古代纺织品文物的原用技术，如用汉代的织机复制汉代的织物，用唐的织机复制唐代的织物。

这个关于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的定义和解释，在强调以史境主义为特征的反辉格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复制，但又不否定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可避免有辉格解释的倾向，体现了辉格解释和反辉格解释两种倾向之间的一种适度的平衡。但关于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的最低要求，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既然我们以尽可能地接近古代纺织品文物的原用技术，那肯定是手工织机和传统工艺。如果赞同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的最低要求，那么有可能与纺织品文物复制的定义背道而驰，而仅仅是一种织造行为并非复制行为。

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是古代纺织品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它不仅是一种古代纺织技术的还原，而且还可以将复制成功的纺织品用于陈列，以更好的观赏效果展示给观众，并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在中国尤其如是。据说，中国博物馆的展品多是复制品，真品则珍藏在库房里。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技术内容十分严谨，它的主要程序分为样品检测、原料与织前准备、织机的复原与选择、装造与织造工艺的确定四项基本内容，样品检测是从原文物上搜集复制所需要的各方面数据，后面的工作是在检测原文物所获得大量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与考证设计出符合原文物当时生产条件的生产方法。

样品的检测是以现代的技术去分析古代纺织品文物，属于典型的辉格解释。但这种辉格解释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所有复制工作中最为重要。因为精确的数据才能正确反映文物所处时代实际的技术水平，每一种特定的生产工具所织成的织物，都含有细微的特点，这些细微的特征必须就在检测阶段给予详细的记录，为以后正确选择复制工具和复制方法提供正确的数据。

在原料与织前准备实施中，所有生产工具的选择必须严格以史料为鉴有典可依地进行。具体工艺的制订与操作法的选择，则在所选生产工具的基础上以最方便、最有效为原则进行探索与确定。由于古代织机都是木制，越是年代久远的织机存在的概论就越小。且手工业者古时历朝历代受政治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留传于世的织机介绍很少且不详细。仅南宋以后，一些农书有些图文的介绍，如元代薛景石（字叔矩，生卒年不详）的《梓人遗制》和王祯（字伯善，1271—1368）的《农书》有些图文并茂的介绍。比较有参考价值的织机介绍也是拖到明末才出现，其中以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字长庚，1587—1661）的《天工开物》最为重要。在南宋以前的织机介绍，很多仅出现在画家的作品中，其技术史上的价值还有待商榷。

图3‐16　王祯

图3‐17　《天工开物》

在织机复原中，由于南宋以前织机资料少，织机的复原多是带有根据后世手工织机进行大胆猜测的科学实验。这明显是以古史为境的纺织技术（或许还有现代的史境）写更古老的纺织技术史。例如，我们现代人利用明代的工具和工艺去织造汉代的纺织品。以古推更古，明显辉格解释的倾向。又如东汉画像石的织机图像早就流传，基本上都是经面与水平机架呈五六十度倾角的斜织机。其中洪楼织机图比较清晰，中间一人操作织机，机后又有二人分别调丝、摇纬。学者即以此图像资料为主，参考后世和现代民间的简单织机，着手进行汉代织机复原的试探。织机复原要解决好图像交代够确切的若干关键结构，例如踏木和“马头”的关系，“豁丝木”的位置等。经过认真讨论和反复修改，学者重新绘制了汉代织机复原图。参考后世和现代民间的简单织机，用来复制汉代织机。这明显是以一个时代纺织技术去考察另一个时代纺织技术，历史的辉格解释使然。

图3‐18　洪楼织机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的案例解释吧！

1956—1958年明代定陵被发掘，出土大量精美纺织品。随后，南京云锦研究所、苏州刺绣研究所等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对墓中出土的各类纺织匹料和服饰进行了复制研究。其中的缂丝十二章兖服和刺绣百子衣的复制工作由苏州刺绣研究所承担，历时三年才获成功。1979年至1984年，受定陵博物馆的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了三件妆花龙袍匹料，即妆花纱龙袍、妆花缎龙袍、十二团龙纹龙袍。这是极其成功的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云锦是在元代织金锦（纳石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特征是在织锦中加织金线（或银线），其工艺织造盛行于元、明、清三代。云锦技术一直保持传统，用其技术复制明代织物基本是以史境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解释。苏绣是明代在顾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传统刺绣方法，和云锦技艺一样都一直保持传统工艺，用此工艺复制明代纺织品亦是基本以史境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解释。

从1988年至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以云锦传统工艺复制了商绢、战国塔形纹锦、战国舞人动物纹锦、西汉红地鹿纹锦、东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以及都兰热水吐蕃墓出土的唐代簇四小巢镜花锦、簇四联珠对凤锦、宝花团窠对鸟锦、花瓣团窠瑞鸟衔绶等8件丝绸文物珍品。这样，以后世手工技艺去织造前代的纺织品，这与用现代技术去织造古代纺织品有何差异呢？用云锦传统工艺只能复制最早到元代的纺织品，怎么能复制年代远至唐代及以前的纺织品呢？因为元代以前是没有云锦工艺的。此次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无非是用一种古法去织造一种更古老的纺织品。这是典型辉格解释指导下的织造行为。难道商、战国、西汉、东汉都使用一种手工机器、一种工艺吗？难道商、战国、西汉、东汉使用的缫丝工具、染丝工艺都一样吗？这次所进行的古代纺织品文物的“复制”，只是用明末甚至清代的技艺去织造更古老的纺织品。从明代的角度来看，都已经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了，更何况今天呢？

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不仅包括纺织原料的选取，还包括织机的复原与选择、装造与织造工艺的确定四项基本内容，这需要对古代纺织品文物所处时代的农业、机械制造、纺织技术、社会心理、中国古代技术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才能确定复制的方案。应尽量以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古代纺织品文物，我们要做的是使古代纺织品复制成为名副其实的复制，而不是陷于用一种非大工业化的方法去织造古代纺织品。赵翰生在《中国古代多臂织机的再研究》一文中，用当代数学、物理方式分析中国古代120综120蹑多臂织机的不合理。但他从西汉历史文献中贵族的生活情况、纺织技术生产的情况以及近代丁桥织机的多综多蹑情况，来论证“西京杂记”中提到西汉陈宝光妻使用120综120蹑的花织机织造绫锦的可行性。这明显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与反辉格解释相结合的典范。

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中极端的辉格解释，危害极大。片面强调以今溯古会使我们在纺织品文物复制过程中失去许多传统工艺研究，因为我们的传统工艺并非现代技术，古人的思维与今人的思维、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即使我们对某一时期古人的纺织技术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否已经完全了解，这还需要不断研究。纺织活动不仅是一项技术活动，而且还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活动。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它既包括技术层面又包括社会层面的研究。我们现在的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许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制，而应叫做仿制。复制与仿制有明显的区别。复制是站在古代纺织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织造，模仿古人思维研究古代纺织品的织造，不仅要求形象，还要求意象。仿制具有明显的辉格史观倾向，只要求用一种手工纺织技艺或现代纺织技术去织造古代纺织品，或许这种纺织技艺中，纺纱是宋代，织造是明代，而染整是清代，它只要求仿制品的形似。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技术价值低的纺织史研究，更多地做到对某一时期的传统纺织技术已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去考虑复制，否则就会陷入极端的历史辉格解释中。明清两代的纺织品文物复制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基本做到了以史境研究为主、两种历史解释相结合的研究进路。明以前的纺织品文物复制以今观古的辉格解释较多，我们必须考证历史，更多地了解古代纺织的情况，使古代纺织品研究更加接近客观历史事实。

当然，我们在古代纺织品复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辉格解释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当代人，我们用当代纺织品表征技术去表征它，做到检验复制的效果。但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文献中所载的古代纺织品所处时期的农业、经济、社会、科技思想、社会心理等方面去了解古人，真正做到复制古代纺织品文物。^[8]

通过对纺织品文物复制史进行认真研究，我们不禁会惊呼：到底有多少科学史是辉格的呢？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一些是辉格的。是不是因为如此，我们就要抛弃这些历史呢？肯定不能，我们要宽容地对待这些历史，只有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做到去伪存真，才能还原科学史的本原，做到科学的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