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与成长

第十四章　从政流变:一个新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与成长

伴随着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意识也在觉醒和成长。我们应该欢迎这个阶层正在茁壮成长的政治意识。虽然他们在草根从政中暴露出“逆流”的一面,但从根本上看,这个新阶层在十数年间逐渐觉醒的朦朦胧胧的政治意识,并不是洪水猛兽。因为征途中的他们,其政治意识已逐渐发生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

2002年11月11日上午,中共十六大大会新闻中心应19家外国媒体的要求,特意安排蒋锡培等三位来自江苏的私营企业主接受采访。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执政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认可,还标志着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继之而来的次年早春,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进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参政议政的绝佳时期。期间的2003年1月12日,一个中国大地上多处晴朗的日子,将因为尹明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而被历史学家视为一个纪念日,写入这个新阶层的“参政时代”。

观察家认为,作为一个新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十数年间慢慢觉醒的朦朦胧胧的政治意识,将由此开始茁壮成长。

巨变十六大

“董事长去了中南海!”

2003年元宵节,我们去浙江寻找曾被广交会保安罚站半小时的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回答说,应国务院之邀,比徐冠巨小1岁的邱,已去北京为总理将在人代会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提建议去了。

一个季度以来,这是邱第二次因为政治活动飞赴皇城根。先前一次,是以党代表的政治身份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十六大。

一位对邱长时期保持关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说,一个15年前只有200元资产的裁缝,一个曾连广交会都没有资格参加的非公经济人士,能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讨论关乎中国走向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暗示着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极大变化。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或者说非公经济人士,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行进的速度,一如邱的企业名称:飞跃。

政治观察家认为,私营企业主奔向参政议政之路,并不是近期才开始的,如果我们将之视为一次百米短跑,那么中共十六大就是冲向终点时刻的“加速度”。

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亚洲著名时政作家、CNN香港亚太室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大胆预测:私营企业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能否得到应有的认可,将检验党的领导的改革决心。

事后的结果表明,决意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中共领导认可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苏南重镇无锡市的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当选为中共十六大党代表。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真正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填表登记的党代表,尽管出席十六大的非公人士远非蒋一人,但都是以其他“非私身份”当选的。

与徐冠巨同龄的蒋锡培,直到1990年,才由钟表匠过渡为私营企业主。当下,拥有12亿资产的蒋锡培,已是被媒体所追捧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而这些似乎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中共十六大上,嗅觉灵敏的西方记者还注意到一批身价过亿的私营企业主的身影,比如玩转资本魔方的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

凡此种种,无不使2002年在中国私营企业发展史上,成了一个具里程碑色彩的年度。事实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从十五大始,便踏入渐进发展之旅。1997年,森达皮鞋的老板朱湘桂,便戴着一顶“红帽子”,当选为十五大党代表。

十六大闭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一群非公经济人士迅速拥上政治通道,人数之多为半个世纪以来所罕见。

所有这一切,都与江泽民宣读的十六大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论述息息相关: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这个非同寻常的论述,为私营企业主阶层分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公平权利,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通道。

2003年元宵节,我们在浙江广厦总部的大门口,看到一条巨大的横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楼忠福,浙江广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自浙江东阳起家的建筑业巨擘。2002年底,著名主持人杨澜就“第一桶金”的故事对楼忠福进行采访,已然是阳光卫视董事局主席、身价过亿的杨澜,在行将结束采访的时候,感叹楼忠福真是“财大气粗”。

即将和楼忠福一起赴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私营企业主,计14人,这份注定让人心跳的名单上,是一批商界人士烂熟于胸的名字:

李汝成(雅戈尔集团)

苏增福(苏泊尔集团)

林圣雄(圣雄集团)

林华中(钱江摩托)

鲁冠球(万向集团)

南存辉(正泰集团)

楼忠福(广厦集团)

赵林中(富润集团)

夏士林(升华集团)

沈爱琴(万事利集团)

胡济荣(星月集团)

庄启传(纳爱斯集团)

周晓光(新光饰品)

宗庆后(娃哈哈集团)

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学者认为,这些来源于典型浙江中的典型人物,应该一一被记住,理由是:10年前,第八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全国总共只有8名非公经济人士。

“人大代表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家,这在上一届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再早些时候,连在这些企业里打工的都算不上工人阶级。”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一位中层官员在接受南方一家经济媒体采访时感叹。

另一份彰显私营企业主从政路径的名单,是关于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6名非公经济人士中,王均瑶、李书福、胡成中等人的“江湖”地位,都不在徐冠巨之下。

有人大胆预言:中共十六大后,浙江私营企业主中的名流,已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的名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的声音有可能在政治领域内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并不平坦的参政路

过去,虽然中国的宪法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了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但当公民变成私营企业主的时候,他的政治权利,就在事实上被打了折扣。

所有的原因,都在于私营企业主对雇工在理论上的剥削,与中国共产党正统学术格格不入。1989年,中国共产党向一切私营企业主关上了大门。主张关门者认为,一心为个人发财而奋斗的私营企业主是不可能信仰共产主义的。

如此情境下,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道路不可能走得多么顺畅。但紧张的情形,似乎并没有维持太久,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在一些地区一些开明官员的默认下,空间渐趋宽广,只不过,没有想象的大而已。一项由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的调查表明,1996年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整体水平,较之1994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程度的评价,却各自下降了012个平均级数。

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私营企业主作出了新的定位,肯定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之固化为国家意志。私营经济由此获得了25年来第二个快速发展的机遇。

有学者援引蒋锡培的话,进一步分析从政通道的经济基础:“中国GDP60%的份额是私营企业创造的,将来会更多。”

中共四川泸州市委党校一副校长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权利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对私营经济不得歧视,要让私营企业主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

荣誉,对私营企业主来说,就是“劳动模范”。1999年,浙江省评选的劳动模范中,私营企业主有12位之多。

这样的政治待遇,显然并不能让人满意。一些地方的党委领导甚至公开在媒体呼吁,确保私营企业主的平等地位。“这种平等,包括政治上平等,对他们不另眼相看,在入党、进入领导班子时,一视同仁。”

1999年,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夏益昌担纲的一个课题组,拿出一份有关私营企业主的“万言书”,内中说:近年来,浙江省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中的中共党员急速增加,正在申请加入的比例很高。近几年吸收入党的私营企业主,表面上辞去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头衔,由他的亲属或亲信担任名义上的企业主,自己进入党内,实际上他仍然在经营着他自己的企业。

夏在调研报告中分析,伴随私营经济实力的增长,私营企业主必然会提出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不允许他们提出是不可能的,简单地回避这个问题,也是不利于这个群体健康发展的。

《党建研究内参》公布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夏的“万言书”是实事求是的。该资料显示,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他们应该参政,且认为应该参加人代会并担任相关职务,少数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甚至认为,他们应该去政府任职。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夏的“万言书”上批示:“此抽样分析很有参考价值。”

地方高层官员的首肯,让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很快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满足。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中,都陆续选举了一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代表。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私营企业主被选举为各级政协委员甚至政协常委,直接发挥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此外,蒋锡培等人还直接当选为所在区县的人大副主任。

2003年初,浙江省第十届人代会谢幕,641位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人,一共有96名,占15%左右,这当中绝大多数是私营企业主。

浙江省委党校一研究者说,这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坎坷的参政议政之路,在中共十六大前后开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达到中共历史上的最好状况。

“从政”心态

多年来,中国政治上所谓的“左”派人物,对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一直持怀疑担忧的态度。有人甚至担心,他们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掘墓人。

2002年冬天,以观察家口吻说话的林和立说,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历来不愿抛头露面,可是近来许多红色资本家却一反常态,他们同大陆、台湾、香港的记者交谈时,说话没有一点顾虑”。大多数私营企业家说,只有在党和政府的高层有了他们的代表,才会感到安全。到了那时候,私营企业家就有了政治影响,可以使北京保证不改变对中国式资本家实行的所谓“新政”。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红色老板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不仅应该入党,而且还应该担任较高的职务。

我们在采访中感受到,就当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诉求而言,党内“左”派人士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党外“右”派人士的观察则属捕风捉影,夸大其辞。

中共十六大前夕,中央党校“利益群体的体制定位与意识培养”课题组,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带领下,去浙江等省、直辖市进行了调研。

调研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心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感谢中共政策、拥护中共领导、亲近中共。调研报告援引了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的话:“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传化集团的崛起;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传化集团蓬勃发展的今天。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时时刻刻离不开党的领导。”

听起来,这样的说法很像老套的政治表态,但两度接触徐冠巨之后,我们发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靠近不是口头上的。据悉,他的传化大地农业项目,就是一项为政府担担子的工程。他在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代表浙江省工商联发的言,也很讲政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建设者。

徐冠巨当选政协副主席后,异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社会形象。第一次采访徐冠巨后,写了一篇分析中国私营企业主创业环境变迁的文章:《从年广九到徐冠巨》,徐觉得不妥,他担心和年广九并列,会受“傻子”不良形象的影响。他的谨小慎微,从一个侧面表露出他亲近、拥护共产党的政治心态。

参与调研的中央党校调研处处长辛鸣博士认为,具备初步阶层自我意识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渴望被划入中国主流阶层,愿意并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们参政议政的目的,仍然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

十六大召开那天,我和曾采写《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何江涛去采访一位著名的中共理论家,该理论家说:“多数私营企业主连生意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参与政治?”

尽管伴随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增强、队伍的壮大,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意识和合法权益,已是私企精英们参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放眼全局,私营企业主阶层并没有形成自觉统一的政治要求。辛鸣以为,对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说,政治参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参与政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有钱,有闲,有兴趣,有影响力,还要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的能力,等等。即使是具备参政条件的私营企业主,也只是在商言商,和政治刻意地保持着他们认为适当的距离。

考察浙江私营企业主代表在本届人大上的提案,我们发现,大多集中在财经层面,或者关注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或者讨论非公经济的外部环境,只有一小部分私营企业主以更开阔的视野,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等层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大量的情形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多数人,在政治上的反映,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虽然少数综合素质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开始尝试着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但已经或正在获得一定政治安排的他们,对现阶段的政治格局并不会形成威胁,因为他们努力反映其政治要求的场合以及方式都是“一定的”、“循规蹈矩的”。

向公益性政治参与转变

2003年两会上,蝉联全国人大代表的南存辉较往年有两个变化被长于观察的记者发现了。

一个是南向大会提交的议案的变化。

是次人代会,南的建议是“加快《社会保障法》立法进程”。南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乃市场经济的三大柱石之一。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日趋成熟,但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目前仍有18%的人生活水平处在联合国贫困线标准以下。广大农村基本上没有开展养老保险,全国至少有3000万城市人失业,近2000万城市居民生活贫困。

而此前三年,媒体对他在人大会上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为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鼓与呼”上,期间他和其他代表一起提出了关于抓紧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金融企业法》等议案。

从表达同类型企业发展的狭隘诉求,到为完善社会法治和保障制度鼓与呼,这就是变化。他已经逐渐偏离了他所代表的“老板阶层”利益。南存辉对记者说,作为人大代表,他不仅代表他的企业,也不仅仅代表他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一帮人,而要代表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群体发言。

这个变化表明南已不再热衷于“功利型、经济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进入追求“民主型、公益性政治参与”的参政议政新境界。

另一个变化是名片上的头衔。

早两年一位记者在他的名片上看到了一串头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两年后,该记者察觉,人气更盛的他,却在自己的名片上只保留了两种身份:正泰集团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这个变化表明南已经告别“恢复型、补偿性的政治参与”阶段,先前单纯的政治满足感、社会认同感、个人社会地位与成就意识业已淡化。所谓“恢复型、补偿性的政治参与”,指的是非公经济人士中的代表、委员刚开始时,他们将当代表、做委员看做是一种政治荣誉与政治资本,参政议政的出发点更多在于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表明自己已经得到社会与官方的承认,其参政的心态更多表现为满足“恢复型、补偿性的政治参与”渴求。

2003年两会召开前夕,我应《南风窗》杂志社的要求,对该年度的两会作预测性报道,我归纳了两句话:富人的盛会,穷人的盛宴。虽然迈入国家最高政治舞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达250名,为历史之最,所以我说是富人的盛会;但是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全体代表和委员,对“三农”问题、城市新贫困等弱势群体的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故而我又称是次两会为穷人的盛宴。譬如,一位叫夏士林的老总,集纳苏、皖、浙三省民意,提出了《建设苏、皖、浙高速公路》的建议。为力争把“建议”弄得有说服力,夏士林事先自费聘请多名教授与律师充当智囊,一起参加调研……

显而易见,是次两会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代表和委员,业已跳出“老板阶层”的圈子和本阶层的思维局限,变为私企发展呼吁到为弱势群体请命,从关注微观经济问题到关注宏观经济问题,由表达个别或局部利益的狭隘诉求到关注社会问题与国计民生。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他们开始致力于公共利益。

一个叫董明的女性学者在“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课题中说,非公经济人士中的代表、委员参政后,由关注本阶层的利益转而逐步关注全局性、公益性的社会利益,是市场经济不断发育的条件下必然伴生的一种社会进步现象,也是非公经济人士自身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进步的自然历程。

现在,人们对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过程达成了三段论式的基本公识:起初,他们将当代表、做委员视为“红帽子”,看做政治荣誉与政治资本,参政议政的出发点更多在于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认可,是谓“恢复型、补偿性的政治参与”;嗣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比较热衷于“功利型、经济性的政治参与”,譬如上一届两会的委员和代表;2003年新一届“两会”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非公经济人士中的代表、委员,开始追求“民主型、公益性政治参与”的参政议政新境界。

有媒体认为,当下,县、乡两级的私营企业主委员和代表中的多数人还停留于第一阶段;省、市两级私营企业主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目的,总体还处于“功利型、经济性政治参与”阶段,比如我在前文提到的山西临汾自费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们;总体上,只有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个层次的私营企业主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说,理性参政议政现象还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三阶段的参政现象,将由局部现象转变为普遍现象。或许,这一条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毕竟已经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