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政治家”

2.南存辉: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政治家”

“政治就像天气一样,如果企业家不懂天气,怎么可能做好?”这是南存辉数年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经常引用这句话,来佐证他的“市场政治家”的新概念。何谓市场政治家?以政治家的手法把握市场,经营企业,是谓市场政治家。对照这样的名词解释,南存辉可谓当下中国“市场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尽管蝉联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南存辉,在西方人眼里是当然的政治家,且是职业政治家,我还是觉得将市场政治家的帽子落在他的头上更为合适。

2003年全国“两会”的明星当然不是南存辉,新总理和新的政府班底牵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即便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人们对同样来自浙江的徐冠巨的兴趣,也远远超出了对再度蝉联全国人大代表的南存辉。然而,北京的媒体并没有怠慢这个当了6年全国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他在人代会上用笔记本电脑修改发言稿,也被中国新闻社以摄影报道的形式渲染了一番。这个市场政治家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尽管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人们还是发现他正在努力变得低调。2001年“两会”期间,一位记者在他的名片上,看到了一串头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两年后,该记者察觉,人气更盛的他,却在自己的名片上只保留了两种身份:正泰集团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有人猜测,业已功成名就的南存辉,似乎要静下心来,找回普通人的感觉。这样的猜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市场政治家的路途上跑了多年的南存辉,在2000年的“两会”期间,曾在去人民网作嘉宾的路上问陪同他的宣传处长廖毅:“一个人整天这样忙碌,有没有意义?”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奔波的行者在疲惫时的一声喟叹,无论他是否怀疑整天忙碌的价值,他还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奔跑着。

政治是天

如果说温州人是一群活跃在东方的犹太人,那么南存辉就是东方犹太人中的犹太人。被世界同行奉为圭臬的犹太商法曾说过:“政治影响商业,政治家的活动也影响商业,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和商人往往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我相信,笃信政治是天气的南存辉完全相信这样的犹太商法。虽然我没有就这句话当面征询过他的看法,但仅从“南存辉怒斥魏京生”这样的旧闻中,我们就可以得出他是一个“市场政治家”的粗浅印象。

1999年7月中旬,南存辉到达美国硅谷,在温州旅美同乡会的协助下开展商务活动。其间,流亡美国的魏京生和吴弘达公开发表言论,指责中国政府不尊重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不尊重在华投资的美商。据此,他们向美国国会提议,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

彼时,南存辉头上已经有了很多政治标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浙江省工商联副会长、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温州市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南的秘书介绍说,魏京生等海外流亡人士的举动,在当地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也伤害了广大华人华侨的感情,南存辉愤怒不已。

南存辉觉得,自己作为人大代表,驳斥这样的不实之词,责无旁贷。于是,这个基于商务活动而奔赴海外的企业家,临时开展了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动。

7月27日,南存辉连夜发电子邮件给美国众议员罗克巴克,阐明真相。

次日,南存辉在温州旅美同乡会的鼎力相助下,在洛杉矶举行记者招待会,以自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办厂经历,说明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并不歧视。少数人的“不尊重”一说,纯属胡言。

南存辉说,由他担任董事长的正泰集团当时乃中国私营企业100强中的第八位,1998年的产值约合3亿美金。

南存辉从四个层面,证明他的企业的成长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第一,中国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地位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

第二,私营企业享有银行贷款优惠计划,利息只有4厘,最低的只有1厘,而普通利率是6厘;

第三,私营企业的高科技产品享有免税和退税的待遇,譬如正泰集团1998年生产的一种开关所缴的税,最后全部返还给了他们;

第四,中国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并准许新的私营企业进入行业。

旋即,在美的华文媒体以及美国本土的一些广播电视媒体,刊播了南存辉驳斥魏京生等人的报道。嗣后,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就此专门邀请南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

最后,两个加州人Joypan和Jimmywang致电曼杰森——美国国会的一位决策人士,转达了“一个名叫南存辉”的中国商人的观点。他说,南先生愿意在美国国会和任何场合为此作证。Joy pan和Jimmy wang建议,美国参众两院的先生们在对中国的政策投票前,应该了解中国的今天,多倾听中国商人的意见。健全的商贸关系必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南先生认为魏京生和吴弘达对中国的现状不太了解,他们的见解显得荒谬无知……

后面的结果中国人都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否决了“取消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该年度美国对华贸易关系得以顺利延长。没有依据能够说明,南存辉在美国的行为在这样的表决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但一位正泰集团的高层经理认为,南存辉的行为比结果重要。

我提起这件往事,是想说明南存辉在政治上的老成持重。更能说明他政治上成熟的,是接着这件往事后面的一件小事。2003年8月,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写了一本《走近南存辉》的书,书稿此前曾让南看过,在“南存辉铿锵美国行”一节,他让作者将魏京生等人的名字划掉了。所谓“对事不对人”是也。

虽然我向该书作者求证这个细节的时候,获得的答复是“没有这回事”,可是听到这件事的人们还是相信,这样的细节发生在南存辉身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南存辉表现出了良好的市场政治家的素质,可头脑清醒的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我是个生意人,一个企业经营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即使是“怒斥魏京生”,也仅仅是碰巧顺便为之,而不是刻意去做的。

相知中国政要

经营业绩,是南存辉之所以拥有话语权的基础。它对市场政治家的意义,一如政绩之于职业政治家。研究南存辉的人们发现,如果你有良好的业绩,而且多做少说、政治稳健、爱国守法、为人可靠,不用你去“跑”上层路线,当局会主动来找你,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典型,只有这样的典型才能为各界所接受。浙江的研究者说,深谙此道的南,已达到中国“企业政治学”的最高境界。

“打工干部”出身的正泰集团宣传处长廖毅,2001年度写作了《正泰十五年》一书(下文的一些材料引自该书)。通读这本宣传色彩浓郁的书,我们发现,截至2001年,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几乎都跟南存辉合过影,都听南存辉汇报过他和他的正泰。

2000年3月14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参加浙江代表团的会议,听取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和温州市长钱兴中等代表的发言。钱在发言中列举了正泰集团的发展史,介绍正泰如何由一个不起眼的家庭作坊,成长为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的企业。曾出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听后说,低压电器质量很重要,要特别注意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一个小时后,江泽民起身与代表握手。当江泽民的手和南存辉的手握在一起时,南存辉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正泰集团的,十年前总书记去温州视察还专门看过我们的产品。”江泽民勉励他的时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按下了快门。次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的照片上,江泽民一脸微笑,和南存辉等浙江团的代表交谈……

55天后的下午3点55分,江泽民视察正泰集团,又一次和南存辉做了一番交流。在正泰,江泽民和随行的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曾庆红、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等政要,一起观看电视专题片《走进新世纪的正泰》。12分钟的专题片,在《走进新时代》的乐曲中结束。江泽民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时间是否允许,他有几个问题要和南存辉交谈。江泽民示意南存辉搬张椅子坐到他身边。

江泽民问:“你是什么学历?学的什么专业?”

南答:“我初中毕业,一直靠自学,不是科班出身。”

江泽民再问:“那你今年多少岁?”

南再答:“我是1963年出生的,今年37岁。”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插话说:“他在办厂以前是修鞋的。”

刚刚还在感慨的江泽民顿时惊讶起来:“没学过电器,后来怎么搞起了电器行业?”

南简要汇报自己的办厂经历后,特别指出,自1991年江泽民来视察后当地面貌发生了巨变。

江泽民又问:“我那次来,你的企业有多大?”显然,他对南所回答的200万资产创造1000万产值的事实,很感兴趣。就产权结构一番问答结束后,他突然问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问题:“你儿子几岁了?”

南存辉回答:“十几岁了。”

“你打算将来让他接你的班吗?”

“那不一定。”

“为什么?”

“我们是一个股份制的企业。在股份制企业中,股东做总经理的很多,不是股东做总经理的也很多。我们奉行的是能者上、平者让的原则,不一定是自己的儿子接班。”

谈到股份制改造问题,江泽民列举了BBC等外国公司,以说明家族公司走向股份制、走向社会化是一种趋势。

获悉南将产品出口到欧美,且将公司办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江泽民高兴地说了句上海话:“扼起来哪(注:硬起来了)!”

参观进入尾声,江泽民对南的个人经历再度感起兴趣,还问南的住房面积是多大。南说:200来个平方。

南存辉还告诉江泽民,他们的股东七八年不分红,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热情很高。不仅仅他们一家,乐清1000多家企业都干得热火朝天。凡此,无不得益于中共中央的好政策,让大家有奔头,从而有劲头。南存辉请江泽民注意外面的民众,这么多群众来欢迎他,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呀。

话音一落,“总书记好”的欢呼声就从人群中响起。

江泽民也大声招呼:“同志们好!”

据悉,江泽民此次考察正泰的时间将近一个小时,他对南说:“太可惜了,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问题想和你们探讨。”

一年后的5月1日,南存辉在他的正泰集团高科技工业园,向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了汇报。

这是南第三次见到胡锦涛。

2000年12月,南作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受到胡锦涛的接见。当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向胡锦涛介绍南存辉时,胡锦涛略一思忖,说:“正泰我知道,江总书记去过你们企业。”南当即说:“希望您到温州看看,温州人民盼着您去。”胡锦涛说:“好,好,有机会我一定去。”

2001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胡锦涛到浙江代表团听取代表审议朱镕基总理报告的意见,南是指定的发言代表。南在发言中将企业的成功之道归结为“法、德、人、党”四个字,企业要发展,法治是准则,道德是灵魂,人才是基础,党组织是保证。胡锦涛认真地做着笔记,不时地点头称赞。会议结束后,南握着胡锦涛的手说:“我们大家都盼望您能到温州视察指导,给我们更多的关怀与鼓励,使我们把企业办得更好,发展得更快!”胡锦涛微笑作答:“有机会我一定去。”

观看过车间后,胡锦涛来到正泰集团总部,观看了反映正泰发展业绩的电视专题片,名字叫《创新正泰》。

以上,只是我们所列举的两个例子。事实上,和南存辉交流过的中国政要不胜枚举,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都在其中。

从南存辉对政要的接待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市场政治家独到的政治智慧。他说,靠“拉关系”建立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南存辉觉得不能光靠关系,根本上还是要靠企业的机制和自身的努力,将心思放到企业上,把主业做大。

略胜一筹的政治嗅觉

“政治就像天气一样,如果企业家不懂天气,怎么可能做好企业?”当记者们将这句中国很多企业家都可以说出的话的著作权记在南存辉名下的时候,有人说,南应该享有著作权,因为他的政治嗅觉确实比很多企业家灵敏。他在每一股政治风潮来临的当口,都能及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反应。

在谈论南超乎寻常的政治嗅觉之前,我们先说说他的市场嗅觉。和当下中国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一样,南首先是一个“市场机会主义者”:他对市场机会有着超常的敏锐和把握能力。而这样的天分,南13岁就有了。13岁辍学随务农的父亲一起修鞋的南存辉,之所以彻底走上了摆脱农民身份的路径,是因为他从修鞋的副业中嗅到了商业的气息和机会。

南存辉对他的过去有过这样的自述:“我在街上摆摊修鞋的时候,有很多供销员,原来都是我认识的农民,他们拎着个皮包,跑来跑去,鞋、皮包破了,就到我这里来修。我很奇怪,他们这个鞋和包怎么会经常破,而且包里面拿出来的东西,是一些合同、印章之类的。慢慢地我又发现柳市整条街上全部都是前店后厂做电器的,有专门卖零配件的,有专门做装配的,可见这个行业很赚钱。开始隐隐约约感觉到政策可能允许做了,所以我就开始想如何转业……”

接下来,他同成千上万的温州小业主一样,办加工厂,跑供销,积累起第一桶金。

毫无疑问,如果南存辉仅仅是一个“市场机会主义者”,那不足以成功,像他那样在市场上抓住机会的大有人在。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就像姜汝祥认为的,原因在于他同时还是“政治家”:他用人格魅力来凝聚一支队伍,他用高超的市场谋略来攻击对手,他懂得借势或造势来吸引眼球,他甚至会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左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在柳市,几乎每一个大企业都有党委,每一个大企业头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非经济光环。这些政治上的投入并不是为了官场寻租,一方面是在组织机构上与外部环境对接,以整合外部资源,方便与政府进行各方面的对话和沟通;同时,这是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平台,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南存辉不仅在1990年代就在自己的企业建立了中共基层党组织,还在共青团组织的制度创新上,一度成为典型,引起共青团高层关注。1999年底,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崔波莅临正泰,恰逢正泰党委成立,新任党委书记在介绍正泰群团组织建设时,提及正泰团委通过“施政演说”竞选团干部的做法。据共青团浙江省委有关负责人称,非公有制企业中,团干部产生一般有三种方式:企业领导直接任命,公开外聘,确定候选人后进行选举,像正泰这样通过层层考察、推荐候选人,并让候选人发表施政演说的做法,可谓鲜见。崔波指示有关部门:要关注这一新生事物,跟踪效果,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来。

北京一位熟悉南存辉的财经媒体的副总编辑说,南在政治层面异常敏感,其政治表态,也比很多私营企业主略胜一筹。2000年春天,中国很多机构在学习“两思”——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是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举办“两思”座谈会,南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两思”教育的要求十分及时,非常必要。南的发言受到了时任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的赞许。此前,南作为唯一的私营企业主代表,出席了5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举办的全省“两思”汇报会,且与其他的私营企业主联名向中国所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出了“两思”倡议: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开拓进取,强我中华。

如果单单从南不时的政治表态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即南是个高调的人。事实上,南存辉是个低调的人,或者说,当政治情势不需要高调的时候,他一定是低调的。2000年底,美国《福布斯》杂志搞了一个“中国大陆50首富”排行榜,该杂志称,“南存辉以7200万美元的身价排名第36位”。正在美国考察商务的南获知自己荣登“首富榜”,当即打越洋电话给公司宣传部门有关人士,指示不宜张扬,并要求查一查是谁提供的资料。他接受媒体访问时宣称,福布斯的玩笑开大了,自己从没有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与他们有过接触。他认为“首富排名”不是好事情,牟其中就是由“首富”栽倒的,史玉柱的“巨人”也没有因为他被列为“首富”而持续多久。他还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他追求的是贡献最大,而不是财富最多。

南存辉的政治敏感,还体现在他的谨慎上,对一时拿不准的政治问题,他从不贸然表态。2000年两会期间,他应邀去《人民日报》网络版“强国论坛”与网民对话。他是该论坛创立后第一个被邀请的私营企业主。有网民问:“现在私营企业贷款很困难,有些很有前途的企业由于资金困难发展极困难,可是国家老是把钱往那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投。你怎么看?”南的回答滴水不漏:“国有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过渡,我认为可以理解。”

能否处理好企业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对中国企业家的一大考验。综观南存辉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表态,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基业相对常青的大企业家,都高度注意政治安全。在本文的结尾,我想套用《南风窗》总编秦朔在《大变局》一书中称赞柳传志的一句话,来评价南存辉:“他把宏观上的实业报国的‘大政治’的企业观,和微观上谦和平常、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的企业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