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的历史转折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的历史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左”倾思想造成的种种禁区，引发了党内外解放思想的历史潮流。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动下，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打开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准备。会议在讨论原定有关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计划等议题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63] 。他还提出六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他的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的几项决定，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党内民主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出现的认识分歧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普遍感到，这个认识分歧的本质是两种思想路线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应当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外，在讨论其他议题时，与会人员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多年的指导思想及一些方针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清理，大胆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针对当时全党面临的突出问题，他着重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64] 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解决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分清一些人的功过是非，纠正一批重大冤案、错案、假案，“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65]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6]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党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67] 。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推动和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摆脱了“两个凡是”方针，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对一些重大问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全会顺利完成了各项原定议程，郑重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认真酝酿，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2月22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全会公报具体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实行改革的一些措施，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大力精简各级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全会指出：必须打破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国际上通行而又对我有利的方式，把世界上主要先进技术拿过来，缩短我们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要发展我方的有利条件和特长，通过世界市场，同国外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且通过对外贸易检验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些划时代的思想和措施，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正式确立。

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这次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从而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次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这次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由这次会议开始，全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被颠倒了的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这次会议提出了在转折时期，在纠正历史错误的时候，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方针；这次全会重新恢复和确认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提出了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改革开放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最为瞩目的新的时代内容；这次全会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进程，由此有力地带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全会重新审视并评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新进展，逐步作出了关于战争危险、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外交战略的新转变；这次全会还展望了祖国统一的新前景，引出了用“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放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新构想。所有这些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新的三大历史任务。

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和战略性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68]

三中全会后，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出现的“左”和右的两种倾向，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成为党在新时期执政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