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

福建民间的传统社区组织，主要表现为神庙祭祀组织，其中大多是由明清时期的里社演变而来。上节主要利用田野调查资料，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里社向村庙演变的历史过程，并论及官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社区发展的制约及影响[1]。本节拟利用近年来收集的有关历史文献，考察明清时期福建里社组织的不同形态与演变趋势，探讨民间社会文化的发展机制。

“社”的本意为土地之主，亦可引申为土地之神或土地主权之象征。《说文解字》释“社”字：“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2]先秦时代，立社奉祀土地神是贵族阶层的等级特权，与“分土封侯”制度密切相关。《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在当时，唯天子、诸侯可以单独立社，“大夫不得特立社”。[3]秦汉以降，由于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社”逐渐演变为行政区域的象征，如州有“州社”，县有“县社”。明代以前，虽然民间也有祭社之举，但似乎并未形成统一的规制。南宋学者刘克庄在《宴云寺玉阳先生韩公祠堂记》中论曰：“古乡先生殁祭于社。社者何？非若郡邑之社不屋而坛也，有名号而无像设也。三家之市、数十户之聚，必有求福祈年之祠，有像设焉，谓之‘里社’是也。祀乡先生于是，敬贤之意与事神均也。”[4]这就是说，当时民间的“里社”与官方的“郡邑之社”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建有庙宇，设有神像，其奉祀对象也是可以随意设定的，未必是土地之神。

明初规定，民间每里都必须设立“里社”，定期举行社祭仪式[5]，这就使民间的社祭活动正式纳入官方的祭祀制度。依据明代的统一规制，民间的里社只可设土坛、立石主、奉祀“五土五谷”之神，而不可建神庙、立神像、奉祀其他杂神，这是明代里社制度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对民间的各种宗教结社与迎神赛会活动，则一律明令禁止。如云：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6]

上述规定表明，明王朝推行里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把各种宗教活动纳入官方的统一规范，以限制民间集会结社的自由。因此，明代的里社制度不仅是一种宗教制度，同时也是与里甲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控制手段。在同一里甲的编户齐民之间，为了共同维持里社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就必然形成相应的里社祭祀组织。《明会典》记载：

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阳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常川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随用。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强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作科，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7]

每里除社坛之外，又有厉坛之设，也是由同一里甲的编户共同奉祀的。《明会典》记载：

凡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神鬼，专祈祷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岁三祭：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随乡俗置办。其轮流会首及祭毕会饮、读誓等仪，与里社同。[8]

从表面上看，这种由同一里甲编户组成的里社祭祀组织，似乎与里甲组织完全相同，而就其组织目标而言，二者却是完全不同的。里甲组织是为官府服务的基层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及“支应官府诸费”[9]；而里社组织则为自律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其主要目的是“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此外，二者的组织形式也有所不同，如里甲组织有里长、甲首之设，而里社组织则不论户等，“每岁一户轮当会首”。更为重要的是，里甲组织必须包容同里的所有编户，而里社组织则可以把某些编户排除在外[10]。因此，在里社组织与里甲组织之间，从一开始就具有内在的分离倾向，二者不可一概而论。

关于明初福建里社组织的具体形态，我们目前尚未发现较为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在福建各地的田野调查中，经常可以看到里社坛与乡厉坛的遗迹，在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有关记载。因此，依据洪武礼制而举行的里社与乡厉祭祀活动，在明初福建应是普遍存在的。弘治《八闽通志》在述及建宁府的“社日·宴社”习俗时说：“每岁春、秋社日，具鸡、豕、酒食，以祀土谷之神，已乃会宴，尽欢而退。”[11]这说明，建宁府在当时仍是依法举行社祭活动。令人惊异的是，当时福建其他各府已无此俗，一般是于上元节期间兼祀社神。例如，延平府各属于上元“放灯”之际，“儿童鼓乐迎祀典土谷之神，民家各设香案，候神至焚楮钱，拜送之”[12]。兴化府各属有上元“祈年”之俗，“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里民各合其闾社之人，为祈年醮。是夜，以鼓乐迎其土神，遍行境内，民家各设香案，候神至则奠酒果，焚楮钱，拜送之”[13]。这种以迎神巡境为特征的里社祭祀活动，显然并不符合官方的法定祭礼。主持编纂弘治《八闽通志》的名儒黄仲昭，认为此“亦古乡人傩之遗意”[14]。但他在弘治《兴化府志》中，对每年上元节的“乡社祈年”习俗又有如下记述：

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莆水南方氏、徐氏、邱氏，筑坛为社，春、秋致祭，不逐里社遨嬉，其礼可取。[15]

这就表明，黄仲昭也不以民间的“乡社祈年”习俗为然。他在述及里社祭祀制度时，又强调指出：“乡社礼久废，为政君子宜督民行之。”[16]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里社祭祀活动，已经逐渐为迎神赛会所取代，而里社也就逐渐演变为神庙了。

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社大多与神庙合而为一。嘉靖初年，莆田缙绅郑岳在家乡主持兴修水利及桥梁，事毕，“乃又即佛刹旧址，为屋四楹，以祀土、谷二神，旁祀他神，前辟为门，后栖巫祝，且聚土植木，而社又成”[17]。这里的所谓“社”，不仅有社坛，也有神像和庙宇建筑，实际上也就演变为神庙了。莆田孝义里在此前后重建的“里社”，也具有社、庙合一的特征。万历十六年（1588），里人方万有记云：

孝义里社故在玉井街孝义坊之东，国初参军林公用和率里人创建者，后被武夫侵毁。正德庚戌，其六世孙都事公有恒、都宪公有守，购地于其东葵山巷徙建焉，以是里人至今称林氏为檀越主云。社位癸向东，中堂祀土、谷、圣王诸神，东偏一室为仙姑坛。嘉靖壬戌，毁于兵燹。寇退，都事子别驾仰成倡众修葺，时诎力乏，暂以栖神耳。余岁时伏谒，心窃不安，欲议改建，而未之逮也。岁丁亥春暮不雨，众祷于社，……乃介文学卓先生为主盟，高君文、彭君思鹏募众，各捐金有差，而缙绅士多乐捐助。乃市材贸植，蠲吉告神，以孟冬朔日肇工。仍其旧址，建堂一座，前建以堂，分建瓴水于左右。……东偏坛室旧面壁逼暗，今凿垣别开一门，与社门并，颇觉明豁，……仍祀仙姑，改名曰“太一灵官”。[18]

如上所述，从正德至万历年间，孝义里社历经多次重建，都是采用社、庙合一的规制。值得注意的是，孝义里为士绅聚居之地，其里社却公然违背官方的礼制，可见当时法定的里社制度已是名存实亡。

在里社演变为神庙之后，里社祭祀活动仍可照常举行，原有的里社组织并未因此而解体。例如，万历十六年（1588）春社日，新建的孝义里社刚落成不久，当地士绅“率诸里隽举祈谷礼，读誓诫，济济彬彬”[19]。这种由士绅阶层主持的里社祭祀活动，无疑使里社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考察明中叶以后的里社组织，不能以官方法定的里社制度为依据，而必须关注里社祭祀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明中叶以前，由于里甲编户的大量流失，福建各地的里甲组织日趋解体[20]，里社组织也经历了分化与重组过程。因此，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社组织，虽然仍是以里甲编户为基础，但未必等同于某一里甲组织。明末名相叶向高在《家谱宗邻传》中，详细记述了家乡“云山社”的构成及其变迁，对我们了解当时的里社组织颇有助益，兹摘引如下：

环云山而居者数百家，吾居中央，又近水，故曰田濡。在吾居之后而稍右者，曰墙里，意其初以墙为界，故曰墙里也。墙里叶姓，其祖曰琚公，……今析七户：曰南厝、民户，曰新厝、民户，曰后厝、民户，俱隶六图；曰上厝、民户，曰北头、民户，曰北头、盐户，俱隶五图；曰利厅、盐户，俱隶二图；合之近百人，与吾家讲宗礼，庆吊往来最密。在吾居之后而稍左者，曰师厝，以其业巫祝，俗称之曰师，故曰师厝。师厝亦叶姓，八户：曰公俊、曰榕郎，俱民户，隶六图；曰仕美、盐户，曰思谦、民户，隶二图；曰仕清、曰仕，俱盐户，隶三图；曰保渴、民户，隶三图；曰伯琳、盐户，隶六图；合之亦近百人。……在吾居之右而稍高者，曰前宅，其地故林姓，曰上庄林，今迁化北里，而叶氏居之，户三：曰世敬、盐户，隶五图；曰德立、盐户，隶三图；曰邦佐、盐户，隶二图。德立、邦佐为一族，甚微，而世敬之族分居山西，后析三户：曰琼瑶、曰洪江、曰魁荣，俱盐户，而琼瑶、魁荣（隶）六图，洪江（隶）三图，合之可百余人，多治梓人业。又有别户曰有贤，附山西。在吾居之右而稍前者，曰薛厝，其地故王姓，而薛氏自里之东薛来赘焉，未几王氏绝，并其旁曲店叶氏，皆归于薛。薛氏军户，而方、陈二户共之，族可三四十人。……此数家，皆吾密邻，皆共社。社有祠，以奉土谷神。……山西故共社，然其人众而嚣，每岁时迎神报赛为社会，辄使酒骂坐，甚至斗睨，乡人苦之。顷社祠圮，更筑，父老议不敛山西一钱，摒不与会，山西亦自创社，不复来会。社会之免于吩呶，自分社始也。[21]

叶向高家在福清县东南孝义乡化南里，其里社称“云山社”，其地亦称“云山境”。如上所述，“云山社”的基本成员都是化南里的里甲编户，除叶向高的本家田濡叶氏外，另有墙里叶氏七户、师厝叶氏八户、前宅叶氏三户（后析为五户，又附有一别户）、薛厝薛、方、陈三户。在这些里甲编户中，既有民户、盐户、军户之别，又分属于二、三、五、六、七各图。按，明清福建各地的“图”，实为里之下、甲之上的赋役征派单位，相当于一般里甲组织中的“里”一级建制。与福清县相邻的莆田县，明初曾于每图各设一里社，当地民间称之为“祖社”。[22]然而，明末的“云山社”却跨越了若干不同的“图”，可见这一里社组织早已突破了原有里（图）甲组织的藩篱。山西叶氏的“分社”之举，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在“分社”之后，山西叶氏“亦自创社”，开始形成新的里社组织，可见当时创立新社是相当自由的，并未受到原有里甲组织的限制。此次“分社”始于“云山社祠”重建之际，而此次重建又是由叶向高主持的，[23]因而“分社”之举很可能出自叶向高的动议，至少是得到了他的认可。叶向高赞同把山西叶氏驱逐出社的理由，据说是因其“人众而嚣”，与同社之人不和，以至“乡人苦之”。这种以“和睦乡里”为首要目标的里社组织，实际上已具有社区组织的性质。

清初福建盛行“归宗合户”，里甲户籍大多为宗族组织或乡族集团的认同标志，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内涵[24]。因此，以里甲编户为基础的里社组织，往往也是由若干不同的宗族组织或乡族集团共同组成的，这就使之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难以长期稳定发展。兹以连江县集二图五甲的里社组织为例[25]，分析其内在结构及演变趋势。康熙四十七年（1708），该甲各姓设立的《图甲规约》记载：

皇清康熙叁拾壹年，蒙本邑尊张君讳云槎归户，至肆拾柒年，户首曾明生置买下宫吴乾长图甲，用银贰拾两正，后呈官用银陆拾柒两正。十三姓曾、郑、蔡、汪、吴、庄、邱、黄、陈、郭、周、洪、蓝等朋户，公起肉贰觔，为曾明生谢劳，宜各尊诸。

三月清明祭（厉）坛，蓝功志共十五官丁：……蔡如四官丁：……汪显贰官丁：……前村郭成十四官丁：……

七月十五祭（厉）坛，庄建立十官丁：……

八月祭戊（秋社），土坎黄一肃十三官丁：……陈君发六官丁：……郑宣四官丁：……

十月初一祭（厉）坛，邱章盛七官丁：……儒宅陈瑞道四官丁：……凤崎周志顺三官丁……

二月祭戊（春社），曾明生图首共贰拾肆官丁：……土加宅曾峻高六官丁：……洪下峻成分一官丁，凤崎君显、元得共一官丁。

这一《图甲规约》是专门为祭社与祭厉活动而立的合同，直接反映了该甲“十三姓”从获得里甲户籍到形成里社组织的全过程。从合同中可以看出，这一“图甲”是在康熙年间实行“归户”（即“粮户归宗”）之后向吴乾长承买的，并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吴乾长可能原是里长户（即“图首”），实际上领有一甲（即集二图五甲）的户籍。因此，在此次交易中，以曾明生为“户首”（亦称“图首”）的十三姓都同时获得了里甲户籍。其所谓“朋户”，并非合为一户，而是共同承接一甲的户籍。十三姓在获得里甲户籍之后，也就随即承办相应的祭社与祭厉仪式，形成了新的里社组织。这一合同未涉及集二图其他各甲的里社祭祀活动，可能该图并无统一的里社祭祀组织，即各甲的里社组织是相对独立的。严格地说，即使是在集二图五甲的十三姓中，分别负责每次祭社或祭厉活动的祭祀组织也是相对独立的。如负责二月祭社的为曾姓，负责三月清明祭厉的为蓝、蔡、汪、郭四姓，负责七月十五祭厉的为庄姓，负责八月祭社的为黄、陈二姓，负责十月初一祭厉的为邱、陈、周三姓。

清代后期，由于当地人口的迅猛发展，导致了里社祭祀组织进一步分化。咸丰四年（1854），原定共同负责清明“祭坛”的蔡、蓝、蒋三姓，议定分别举行祭祀仪式，其《分祭坛社规约》记载：

立合约集二图五甲坑园家长蔡元滔、辋里家长蓝禄和、北营后湾家长蓝足新、丹阳后湾家长蓝季彩、屿腰家长蒋昌通等，自咸丰肆年叁月初八清明日当祭，各姓同到坑园象纬祭坛，人众太多，蔡家铺盖、酒饯相请浩繁，拖累实在难当。今公议，经户首曾家后代人众手，均匀分祭：蓝家共成一十五官丁，……蒋家二官丁，统共一十七官丁。通祭之日，两姓面约：一官丁应许二人登席，不得太多；倘有反口多人，罚席钱照凭每官丁出份。面约：十牌户首人客贰席，熟肉共十斤，猪肝一只，酒十瓶，曾家户首生肉贰斤候劳；当境土主牲礼一付、斋一延（筵），有乞丐者应领一桌。当祭所用之钱，照官丁出份，与蔡姓无干。又约：蔡家四官丁，当值自祭，请户首邱、庄两姓登席。自分祭以后，蔡家不用接应蓝、蒋两姓子侄等人，亦不得废祭。我同人唯愿子子孙孙枝叶茂盛，长发其祥焉。恐口无凭，立合约五纸，各执一纸，永为存据。面约：主祭、引赞、通赞者，各应生肉贰斤，标照。

这一合同表明，从咸丰四年（1854）开始，负责清明“祭坛”的蔡、蓝、蒋三姓已经分化为不同的祭祀组织，即蓝、蒋二姓合而为一，而蔡姓族人则“当值自祭”。当然，在分祭之后，仍需共同遵守相应的礼仪规范，原有的里社祭祀组织并未完全解体。

在家族内部，为了共同维持里社祭祀活动，也必须采取相应的组织形式。例如，道光十六年（1836）的蓝姓《合约》记载：

立合约辋里家长禄兴、北营后湾家长尊龙、丹阳后湾家长季禄，……十三姓朋户祭坛，公起肉二斤以为明生谢劳，蓝功志共应一十五官丁：辋里四官丁、北营后湾七官丁、居泰分三官丁、丹阳后湾四官丁。共承一十五官丁，当值坛祭，用费若干，俱系照官丁出钱。但缘官丁开份不明，丹阳后湾又因路途遥远，当祭之期未曾到坑园坛观祭，当祭照官丁出份之钱，俱是辋里、北营后湾家房长同到丹阳后湾墩（敦）取回明白。后沿道光拾陆年又当祭，文浴到下观祭，稽查曾明生户首总簿，辋里实应四官丁：朝仁公、朝参公、朝明公、朝功公。十六［年］起以下当祭，辋里应出四官丁外，更剩又谦公一官丁，各房下不认，以至争口。经下宫吴善丹户首，开配辋里、北营后湾、丹阳后湾三房公众代出。又谦公一官丁，以下或变售他人，三房通知，不得私卖。向后恐口无凭，立合约字叁纸，永为存据。

内标：当祭之日，面约壹官丁应许贰人登席，不得太多。倘有不服反约者，公议罚钱壹官丁，照算出份，决不徇情。标照花押。

如上所述，在蓝姓家族内部，又分为辋里、居泰、北营后湾、丹阳后湾等房，而且各房族人的聚落形态也是相当分散的，这就使族人在里社祭祀活动中难以协调一致，易于出现纠纷。因此，有必要在家族内部建立统一的行为规范，确认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也就形成了相应的里社祭祀组织。

在清代福建，里甲组织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已经逐渐为保甲组织所取代，但里甲户籍仍是征派赋役的基本单位。民间为了在产权交易及纳税过程中不受制于人，总之力求保有相对独立的里甲户籍，因而也特别重视里社祭祀活动。例如，嘉庆十四年（1809）的泰宁县欧阳氏《分关》记载：

我朝鉴于历代，仍设保甲，使户口有所稽，赋税有可考。每保有长，公举充当；每甲有户，附于里长。其所称里长之名，则各姓始祖编入者为长，后世子孙轮值者，又谓为排年管里，专督一年催科。其里中册里作单、图差催粮常礼，俱要经手查办。至于十年排班轮值，乡祭社坛费用不等，饮福分胙在所必需。予家编入在城二图七甲，与叶姓同为里长，廖又继入，十年经办一次：叶七月十五日上班办祭，欧十月初一日为主祭，廖次年三月清明为主祭。虽本里神社右边原遗有些店租，值祭者分收，及甲户相帮，实不敷用，是以予置田米贰石，永为欧阳一姓排年管里田。历岁租数，除开每年册里、图差常礼以及完纳本田粮额外，约总贮得租谷叁拾余石，排至十年之期，尽数核办祭品，各规详后。……唯愿后日子孙无侵蚀、无耗散，每届祭期竭忱办理，庶几神其鉴我，本甲之人亦借是以讲信修睦，则幸甚。[26]

在这里，欧阳氏把保甲组织与里甲组织混为一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保甲组织也是以里甲编户为基础的，因而被视为里甲组织的代名词。欧阳氏在分家时专门设立了“排年管里田”，其目的在于维护里甲户籍，同时也是为了“轮值乡祭社坛”。

清代福建的里社祭祀活动，往往被视为里甲编户的固有特权，甚至因此而导致户籍门第之争。试见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洪武初年，……我族产米视他甲倍多，乃列我郑姓四五都一甲（甲首），依次第立在碑上。时景山李姓附我一甲，历次值壬年祭春；大帽刘姓及溪头张姓，亦附一甲祭秋；我主郑姓当主听拜。继后李姓灭亡，柯姓接缺，依例祭春。大帽刘姓亦遂灭亡，张姓不能胜任，我郑正甲自办秋祭，张姓帮办，至今不失。同治壬戌元年，十班齐到社坂，公举训导谢椿年再换新簿，柯姓、张姓列附一甲。讵意柯季春、柯孝义狂妄不堪，丁卯春到州诬控，称柯姓祭春为长，郑姓祭秋为次，意欲列为兄弟。此乃以奴欺主，背主难堪。……丁卯冬，我族邀集十班到州，据实共入公呈。是以柯姓俯伏，愿认永为附甲，公簿炳据，递交祭祀。久恐或忘，故载在家乘，以示后之知者。[27]

郑氏与柯氏在里社祭祀活动中的地位之争，其实都是为了维护里甲户籍的相应特权。《荣房郑氏族谱》的编者论曰：“王土王民，乃编版籍；有丁有产，皆隶征输。故我祖宗千年以后，创业垂统，废许多心力，方得我门户。后世子孙安享其成，乌可以不思哉！”[28]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里甲户籍已被视为社会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因而里社祭祀活动也备受重视。

清代后期，由于里甲编户的相对独立与“分祭”之风的日益盛行，原来以里或甲为单位的里社组织趋于解体，逐渐演变为以里甲编户为单位的里社组织，从而导致了里社组织的家族化或社区化。例如，莆田黄石《祁氏族谱》记载：

盖闻春祈秋报，古有常规；祀稷享农，久垂巨典；此立社所以尊古制也。福德东社自建社以来，盖亦有年矣，……逆料于道光十九年己亥秋祭，有蚁聚揉板之辈，顿生鼠牙雀角之争，人心不古，社事沦亡。我姓目击心伤，未甘顿坏前功，爰是道光二十年庚子岁，合族鸠丁，重兴福德东社，不没前人之矩蠖，鼎兴新立之规条。

一议：社老、社干、副劝、同劝合同当面议定约过，遂年法师忏资钱四百文，并寿灯料、吹生（笙）钱八百文。

一议：福首、副劝、同劝轮值，须依生辰簿，就长顺次轮流，有亲及亲轮当，不得推诿他人、下者占长。

道光二十年正月，建谟、建康、亦弼创建置租。至咸丰四年三月，买得东华村郑仲拔民田一段，计田三亩三分，坐在蒸尝洋落。正月上元祈福之旦，众议报功。[29]

如上所述，“福德东社”于道光十九年（1839）解体之后，祁氏随即于道光二十年（1840）组成了以家族为基础的里社祭祀组织。这一祭祀组织采取“合族鸠丁”的形式，对全体男丁摊派有关费用，按长幼顺序轮充“福首”及“副劝”、“同劝”等职务，并集捐购置了专用的祭产。在此之后，原属“福德东社”的其他家族，也相继组成了类似的里社祭祀组织。据笔者实地调查，当地目前共有13个里社祭祀组织，其中多数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如江姓有“福德中社”，刘姓有“福德西社”，郑姓有“东里家社”，吴姓有“永兴中社”、“永兴后社”、“盛兴义社”，陈姓有“永兴前社”、“永兴义社”。另有“新安寿社”、“东春上社”等，由当地的各小姓联合组成。这些里社祭祀组织除分别举办社祭活动之外，每年还轮流承办“江公真人”、“张公真君”等地方神的神诞庆典与“出郊”巡境仪式，共同组成了以当地神庙“浦口宫”为中心的社区性祭祀组织。

在人口流动性较大或杂姓混居的地区，以里甲户籍为基础的里社组织往往直接演变为社区性祭祀组织。例如，道光元年（1821）的仙游城郊《三宫登贤上境规簿》记载：

邑之城北有社焉，厥名“三宫境”，……显迹久矣。我朝之初，社内户丁繁盛，中间支分派别，有登贤、瀛州诸境，各崇祀典。而我境登贤尤盛，分而析之，名曰“登贤上境”。……第中道式微，社之同人亦曾议振公业，以壮神威，竟不克成其事。及嘉庆十年，鼎新宫宇落成，鸠工董事吴君卿宝之力居多。于是社众酌商建功之事，咸举卿宝为董成焉，而卿宝亦欣然从之。就社内每户各题熙钱三千文，又有信心乐捐者十余户，各加题熙钱六千文，助建成功。经营数载，积毛成裘，迄今建置产业，递年生息，足供元宵、神诞之费。……今者建置既成，设立规簿，公议定正月廿八日元宵，仍在武庙设坛，诸凡事务，一一照簿举行，神诞亦如是。倘要祈安，议定子、午、卯、酉年期，俾社内诸同人子子孙孙共荷神庥，同膺福祉。[30]

这里的所谓“登贤上境”，是由“三宫境”、“登贤境”逐级分化而成的里社祭祀组织。这一祭祀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对“社内每户”按统一定额派捐，同时也吸收额外的捐款，用于置产生息，维持每年的里社祭祀活动。由于这一祭祀组织包容了当地的所有住户，而不论其族姓及是否为里甲编户，因而可以视为社区性的里社组织。

清代至民国年间，福建各地还有不少按股份组成的里社祭祀组织，俗称“社会”或“社公会”。我们在闽北的浦城与闽南的仙游等县都曾经发现若干买卖“社会”股份的契约，兹略举二例，以资说明：

（一）嘉庆四年“卖社份契”[31]

立卖社份人童长寿，自手置有社会一股，原系前洋前坊社主之祭，今因缺乏使用，自托中议将其社份出卖与吴宅春官兄边前去登簿听名。是日经中言议，三面议定，卖得铜钱肆千文正，是日亲收，并无短少。所卖所买，系是两家甘愿，并无相贪逼勒，并无交易折债。自卖以后，听凭前去轮流分内收租。当日面断，童边办得原钱，无论远近早晚收赎，吴边不得挽留。先言后定，各无反悔，今欲存凭，立卖社份契为照。

（二）光绪五年“卖社会契”[32]

立卖社会契吴金棋，承祖父手置有高坂村仁和社会，共贰拾捌股，计额租贰仟陆佰伍拾硕，其会念捌股内合壹股，今因乏用，自托言中，愿将其社会应合壹股，立契出卖与宗兄树声边登名入会，春、秋两祭分内营业。当日三面言订，卖得土风时值价银洋捌元正，其洋即日亲收是讫，并未短少分厘，所卖所受并无相贪、逼勒、折债等因。此系已应合之业，与门房伯叔兄弟人等原无干涉。倘有来历不清，不涉受者之事，卖者自己支理。所卖其社，是日面订光绪庚辰年交纳租谷贰硕，自后任凭受者入簿分内营业。叁年之外，办得契内原价银洋，对期取赎，受者不得执留。但庚辰如有租谷不清，赎社之日听凭受者加贰称息，卖者不得异言。

上引二契表明，在按股份组成的里社祭祀组织中，其有关股份是可以分别继承、买卖、典押的，因而其成员也是可以随股份的转移而变更的。此类里社祭祀组织实际上是一种神明会，或可视之为社团性的里社组织。

明清时期的里社组织，派生于官方法定的里社祭祀制度。明初的里社只可设土坛、立石主、奉祀“五土五谷”之神，因而不同于一般的神庙。明中叶前后，里社祭祀活动逐渐为迎神赛会所取代，里社也就逐渐演变为地方神庙。

明中叶以后的里社组织，一般仍是以里甲编户为基础，但未必等同于某一特定的里甲组织。这是因为，里社组织是一种自律性的民间社会组织，可以随着社区关系的变化而不断重组。在同一里甲系统内部，可能因“分社”而形成不同的里社祭祀组织；在不同的里甲系统之间，也可能因“合社”而形成共同的里社祭祀组织。

清初福建实行“合户归宗”，里甲户籍大多成为宗族组织或乡族集团的认同标志，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内涵。因此，以里甲编户为基础的里社祭祀组织，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清代后期，随着“分社”、“分祭”的日益盛行，原来以一里、一图或一甲为单位的里社组织趋于解体，逐渐演变为以里甲编户为单位的里社组织，从而促成了里社组织的家族化与社区化。不仅如此，清代福建各地还有不少按股份组成的里社祭祀组织，实际上是自愿结合的民间社团。

明清时期的里社祭祀制度，为民间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从表面上看，里社制度维持了仪式与象征的“标准化”，反映了民间对国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在实际上，里社制度包容了各种不同性质的民间社会组织，促成了基层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进程。通过考察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我们既可以发现地方行政体制的仪式化，也不难揭示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历史契机。

[1]参见拙文：《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莆田江口平原的里社与村庙》，《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2]《说文解字》第一上“示部”，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

[3]《独断》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赐砚堂刊本。

[5]《洪武礼制》卷七。

[6]万历《明会典》卷一六五，《律例六·禁止师巫邪术》，中华书局，1989年。

[7]万历《明会典》卷九十四，《礼部五十二·里社》，中华书局，1989年。

[8]万历《明会典》卷九十四《礼部五十二·乡厉》，中华书局，1989年。

[9]《闽书》卷三十九，《版籍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例如，徽州府《茗州吴氏家记》的《社腊纪事》记载：正统十二年二月廿六日戊年（春社），“是日革绌吴宗成等非类者四户，新入吴敏文、吴德炬、德安、德皓四户。无几，宗成兄宗裕自外归，介李存政、谢端恳入社，愿椎羊豕樽酒至门，赛谢社神，姑许留之”。正统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戊辰（春社），“宗裕客外不归，弟宗成、宗和仍前不悛，泛慢不恭，众议再绌之。是社会值宗裕兄弟为渠首，因其不类，众给办赛具，竟斥去，成兄弟不得入”。这说明，里社组织可以适应社区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组织形式，因而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灵活性。

[11]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

[12]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

[13]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

[14]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

[15]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五，《风俗志》。

[16]弘治《兴化府志》卷二十一，《礼乐志》。

[17]郑岳《山斋集》卷十三，《蒲坂兴造碑》。

[18]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182—183页，《孝义里社重建记》。

[19]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182—183页，《孝义里社重建记》。

[20]参见拙文《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1]叶向高：《苍霞草》卷十五，明天启刊本。

[22]参见拙文：《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

[23]叶向高：《苍霞草》卷十一，《云山社祠记》，明天启刊本。

[24]参见拙文：《明清福建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5]有关资料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所博士宋怡明教授实地调查所得，承蒙赠阅，谨此致谢。

[26]泰宁县欧阳容轩《分关》，清嘉庆十四年立。

[27]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龙头一甲郑氏户籍》，写本一册，藏永春县图书馆。

[28]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龙头一甲郑氏户籍》，写本一册，藏永春县图书馆。

[29]莆田黄石《祁氏家谱·生辰簿序》，写本一册，藏莆田县档案馆。

[30]《三宫登贤上境规簿·原序》，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31]原件存仙游县档案馆。

[32]原件存仙游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