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来源与滥觞

从学理上说，考试是教学的衍生物——没有教学，就不需要考试；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考试，教学就谈不上质量和水平。当然，考试作为教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独立性是相当强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与相关的教学分离，既可以彼时教，彼时考，也可以彼时教，此时考；既可以彼处教，彼处考，也可以彼处教，此处考，考试的组织和进行可以是一项独立性相当强的任务。基础教育阶段的各种考试原则上均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但具体到命题、阅卷等纷繁复杂的操作，则必须有专门队伍承担。很简单，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年复一年地周期性发生，教育行政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投入到这项事务之中。十分合乎情理地，在很长时期内，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在全国便由各地、各级教研室承担起来，这当然是责任，同时也是权力。

考试是教研室威信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非常年月，学生、教师、家长，没有不希望得到好的考试成绩的。毫无疑问，考试命题的职能意味着权力，当这种职能被指定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也就意味着同时将权力授予了这个人或这个组织。长期以来，由于具体承担着诸多考试命题的责任，教研室也就享有着强大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当然，考试命题绝非教研室威信的唯一来源。如前面提到，对日常教学的指导是教研室最本色的职能，由此衍生出了教研室及教研员在教师心目中的威信。这种威信来自教研室自身的建构——教研活动成功有效，教研室威信便上升，反之则下降。而考试命题所带来的威信则不同，它是被授予的，直接来源于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由于这种权力的巨大作用和后果，造成的事实是，尽管各种升学考试命题的工作在教研室工作的比重上并不特别大，但对教研室威望的消长却举足轻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大权在握，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室，也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员。虽然我们一再声称，考试竞争由来已久，但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是，这种竞争在激烈程度上，在影响规模上，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30年，既是基础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考试竞争趋于加剧的时期。无论是何先生记忆中的20世纪30年代，或者“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考试及其压力，以及与此相伴的“追求升学率”现象，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无法与今日相比。很简单，那时的义务教育远未普及，教育事业发展也缺少稳定的大环境，所谓“考试竞争”，以及“追求升学率”现象，所波及的社会面远远不像今天这样广阔，不可能如此这般地牵动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千家万户的神经系统。各种考试的结果“性命攸关”——关系学生个人发展的可能，关系学校排名，兹事体大，对于结果的关注和希冀也就迫切。

如此局面，必然会有人对考试“动脑筋”，会有人企图从中渔利。教研室不仅近水楼台，而且就在漩涡中心。教育行政部门对于考试是最终的决策者，但如何考？考试的具体内容、具体形式、具体难度等，教研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权威，若想打打小算盘，很方便上下其手。被人们诟病的考试问题上的不良导向，在一些教研室的确存在，不是科学、严肃地对待考试，不是尽力避免和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反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巧立名目，致使考试泛滥，题海无边，比赛辅导铺天盖地，偏题怪题层出不穷，篇子、卷子排山倒海，一些教研员，一些教研室，热衷于此，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从中渔利，甚至惟利是图，结果戕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只是，这些现象毕竟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更重要的是，人为地扭曲了考试的面目，异化了考试的精神，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考试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极其复杂且许多来自教育系统以外，如前所述，只能逐渐地克服和消除，同时必须对其长期存在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当然，教研组织本身责无旁贷，要致力于考试的科学化，考试手段的改善，更应该自律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各种对于学生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