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叙事传统的开山之作《左传》

·作者简介·

《左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一部重要典籍，并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作为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其作者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汉以来的众多记载，皆言《左传》是左丘明所撰。司马迁和班固都证明是左丘明，这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史料。班固并说左丘明为鲁太史，唐以后的学者多有异议。《左传》记事到智伯灭亡为止，它的作者显然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的人。至于这位作者是否鲁国太史，别无可考。但必然是一个充分掌握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史料的学者则毫无疑问。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然而这个说法是大成问题的。《论语·公冶长》篇载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据此，左丘明是孔子尊重的前贤，不是孔丘的弟子，年龄不会小于孔子。但《左传》记事，却说到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还称赵无恤的谥号是“赵襄子”。知伯之灭在孔子死后26年，赵无恤更是死在其后，左丘明怎么能活到那时？再说，《左传》的文风与孔子是绝不相同的。由此可见，《左传》的作者，怎么可能会是和孔子同好恶的左丘明呢？在清代和近现代，有些学者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但均为质疑，因为《左传》中某些文章的叙事风格与其他不符，并无任何史料佐证，只能归为臆测。还有一些学者如刘逢禄、康有为、徐仁甫等，认为《左传》是刘歆窜乱他书的伪作而托左丘明之名。但是这种说法因为论据的不足而多为人所不同。究竟《左传》是左丘明所写，或是左史倚相、吴起、子夏所纂，还是哪些人的集体创作？现在要作一个清楚明晰的结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鉴于《左传》之言涉及了孔子死后数十年间的事情，且其文风又驳杂浮夸，所以历来有不少的学者，如唐人赵匡，宋人郑樵、叶梦得等，都认为《左传》的作者并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代的另一个姓左之人，却又说不出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有些认为《左传》是由吴起纂集而成。此说源自于清代的姚鼐、章炳麟，而现代学者钱穆、童书业、郭沫若等都赞同之。

·作品导读·

《左传》是一部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它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因其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并且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作品概要·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全书共有18万余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长达259年之久，比《春秋》多13年。《春秋》仅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佚闻琐事。如隐公元年《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只用六个字，《左传》则叙述了郑庄公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颍考调和庄公母子关系，极其委曲详细。《左传》一书，丰富多彩。其主要内容记述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其次则为天道、卜筮、灾祥、鬼神、占梦之事，作者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都进行记载。深受春秋战国期间社会变革的影响，《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左传》在记事文体上大概可分为三个类别，由于每一类的来源各不相同，其史料价值也因之而异。第一类是文字比较简短，附有月日，此类应当是出自当时史官记事，其史料价值最高。第二类属于一般记事，囊括了许多零星的故事，一般并无时间上的记载，多半是出自各国私人记录，史事与传说并存，一般是可信的。略有少数是后人插入的，那就不可信了。第三类是一些长篇大论的文章，类似《国语》，很像后人借题发挥，其可信度就更加微茫了。有的是不可信的，应当分别对待。

《左传》的叙事特点，往往用缜密的思维逻辑对战争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也体现了《左传》一书的最高成就。《左传》一书，一共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的战争，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邲之战、崤之战等，其对大型战争的描述历来被后人称赞不绝。而对那些不计其数的小战役，写得也是各具特色，淋漓尽致。一般来说，《左传》对于战争的描写，不仅仅是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地去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以及其后果。而《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常带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有戏剧性。伴随这些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描写，也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与趣味性。不仅如此，《左传》的某些叙事记言，明显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多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左传》在叙事中，对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构成，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上的描写。在重大历史事件中，通过人物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在战争描写中，《左传》还掺杂了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在战争中却并没有多少重要的意义。这些情况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出现。作为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可有可无，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而这些细节琐事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影响，《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侯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师旷这番议论，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其次是爱国思想。弦高遇秦兵侵郑，机智地以犒师为名，因而保全了郑国（僖公三十三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申包胥如秦乞师，七日夜哭不绝声，勺饮不入口。秦竟出兵，败吴而复楚（定公四年）。作者记载这些动人的历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扬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尽管《左传》被认为是一部阐释春秋时期鲁国史书《春秋》的作品，但《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左传》是一部史书，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对于那些历史事件，它没有在客观上做罗列，而是以“礼”的规范去总结历史、批判人物，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作者那敏锐的目光早已深刻地穿透了历史，看透了周王室的衰落、诸侯的争霸，看透了新旧势力的消长、社会变革的趋势。作为一部刚刚摆脱了“巫”文化不久的历史著作，《左传》已经开始表现出“人”的觉醒的力量，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的“民本”思想。一方面，《左传》揭露了贪婪无耻、暴虐荒淫之辈，褒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另一方面，在《左传》的作者看来，只有尊重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政权才能稳固。在《桓公六年》中，作者借师旷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议论，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奴隶社会行将衰亡的年代。作者记载这些动人的历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扬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表面上看来，天道鬼神的痕迹依然无法抹去，但实质上，“民”已经成为与这些神秘力量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们之上的宇宙间的高大形象。作者对于惨无人道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在黑暗的奴隶社会，这是怎样的一道人性的曙光啊！由它所埋下的人性觉醒的火种，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这些在当时也是对人民极为有益的言论。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那就是书中对于宗法伦理思想、正统等级观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扬，都是严重的缺点。

严格来讲，《左传》并不是文学著作，但它却处处孕育着文学的细胞。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左传》的叙事能力比之以前任何一种著作都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变化多端、头绪纷杂的历史大事件，都在作者笔下处理得井井有条。它总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而不是毫无选择，平铺直叙。特别是一些内容复杂的事件，好像广厦千间，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达，互有关联。《左传》对战争的描述并不局限于过程，而是将战争的远近因果，各国关系的勾交纵合，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都以简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在那样久远的年代，这种早熟的叙事能力令人感叹不已。而且，在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左传》并不完全只是从史学的价值去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在整个的中国文学传承史上，小说和戏剧这两个要在很久以后才能产生的体裁，并与其相关的文学因素，却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借助了历史著作的母胎而孕育着。《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所创立的文史合一的创作风格，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经典章节·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

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蔽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译文】

（僖公三十年）九月十日，晋文公、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晋文公无礼，并且在与晋国结盟的情况下又与楚国结盟。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南。

佚之狐对郑伯说：“郑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能派烛之武去见秦伯，一定能说服他们撤军。”郑伯同意了。烛之武推辞说：“我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做不成什么了。”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危急之中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烛之武就答应了。

夜晚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

去见秦伯，烛之武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那就烦劳您手下的人了。越过晋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境，您知道是困难的，您何必要灭掉郑国而增加邻邦晋国的土地呢？邻邦的国力雄厚了，您的国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假如放弃灭郑的打算，而让郑国作为您秦国东道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郑国可以随时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对您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害处。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有恩惠，他也曾答应把焦、瑕二邑割让给您。然而，他早上渡河归晋，晚上就筑城拒秦，这是您知道的。晋国有什么满足的呢？现在它已把郑国当做东部的疆界，又想扩张西部的疆界。如果不侵损秦国，晋国从哪里取得它所企求的土地呢？秦国受损而晋国受益，您好好思量思量吧！”

秦伯高兴了，就与郑国签订了盟约。并派杞子、逢孙、杨孙帮郑国守卫，就率军回国。子犯请求晋文公下令攻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假如没有那人的支持，我就不会有今天。借助了别人的力量而又去损害他，这是不仁义的；失掉自己的同盟国，这是不明智的；以混乱代替联合一致，这是不勇武的。我们还是回去吧！”这样晋军也撤离了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