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历程

首届学生　袁　晖

作者简介

袁晖，曾用名袁非子，1940年7月4日出生于重庆。1952年7月毕业于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1958年7月毕业于上海第二女中；1963年7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及南京的公安部门工作。曾任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退休后曾主持由全国妇联主办的首届世界女华人艺术成就展。

1940年夏天，我出生在重庆北碚医院。父亲听说我出生，冒着日寇飞机的轰炸，乘小船摇过嘉陵江，到北碚医院来看我和母亲。1941年，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处于相当紧张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当即决定把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的家属都送到大后方——革命根据地延安去。他特别强调：这些娃娃都是革命的后代，一定要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临行前，大家都集中到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我那时才6个月大，总是哭，妈妈怕我吵着周伯伯，一直抱着哄我，没法收拾行李。这时，邓妈妈过来抱着我，让我妈妈收拾，还告诉我妈哪些东西可以带，哪些东西延安用不着。妈妈们带着孩子们分乘两辆敞篷卡车，派了两个身体强壮的叔叔带队出发。我父亲继续留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几天后，周伯伯兴奋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母亲们在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国民党兵把所有的人赶下车，还架起机枪威胁，但没有一个人惧怕，我们的娃娃们也没有一个吭声!”

在延安的日子

在延安，母亲被安排在鲁艺戏剧系，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又带着我，也不能做太多工作，妈妈把我送到桥儿沟保育院，我当时太小，也记不得什么，只记得晚上屋里点一盏小油灯，狼就在屋外号叫，我的小床就在窗边，吓得我不行；有时老鼠也在床上爬来爬去找食。1942年，国共关系稍缓和，周伯伯让我父亲也到延安工作，这样我们一家在延安鲁艺团聚了。

1942年，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鲁艺的叔叔阿姨们开展大生产运动，一个个摇起纺车纺线，织布、织毛衣。我也跟在大人后边，捡起一段段毛线头接起来，把两根树枝削光当毛衣针，居然还织了有一尺多长，大人们问我织什么?我说：“我给毛主席织围巾。”那时鲁艺的叔叔阿姨们还编排了许多反映大生产运动的文艺节目，我们几个小孩整天在旁边看，也学会了唱《南泥湾》《兄妹开荒》等，我和唐容梅阿姨的儿子还能把《兄妹开荒》从头到尾演唱完，逗得大人们乐开了花。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感到受太多苦。我们从小养成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习惯。我们也享受供给制，到大食堂吃饭，一般是小米饭，有时有一点儿面。记得大约我四岁时，父亲去集宁出差，用糊窗户纸包回来一小包糖块，分给鲁艺的这些孩子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吃糖。也是在延安唯一的一次，那个甜哪，现在仍是记忆犹新!

1945年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回来，飞机在延安上空飞过，鲁艺的人们都一窝蜂似的喊着“毛主席回来了”奔向机场，我也喊着要去，一个叔叔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奔机场跑去，等我们到了机场，毛主席已经离开，我只见到那架飞机，是军用运输机，人们正把一些捆着的旗杆拿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几天鲁艺的大操场上锣鼓喧天，人们扭秧歌，打腰鼓，唱歌，跳舞，欢庆抗战胜利!晚上，生起篝火，打着火把，继续歌舞，我们这些小孩也跟在大人中间蹦来蹦去，这种欢乐的景象，仍历历在目。不久后，中央决定把大批干部转往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于是大家都在做长途行军的准备。妈妈为我做了一件小皮背心，那是用自己纺织的粗布做的，上面缝上一块小皮子。这件背心，我至今保留着，作为延安永久的纪念。在延安的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但一直铭刻在我心中。2002年，我爱人陪我回到久别的延安。延安盖了不少楼房，延河两岸垒起了高堤坝。打听“鲁艺”，老乡都不清楚，说有个教堂，他们说：“洋堂在那边。”给指了路。现在鲁艺一半成了陶瓷厂，大操场全盖了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住过的窑洞，已经封了门。院里堆满机器，只是那棵大枣树上用炮弹壳做的“大敲钟”还依然挂在那里。

奔赴东北

在去东北的路上，我们小孩有的是坐箩筐，毛驴背上一边一个筐，一边装一个小孩；还有的是两头牲口驮一个轿子，陕西人叫架窝子，上面坐五六个孩子和一个大人。我父亲分配有一头小毛驴，驮行李，有时上坡路，我妈妈就拉着毛驴尾巴走。过黄河时，我们乘坐的是一种平底大船，记得黄河水流很急，上岸时，爸爸那头小毛驴差点淹死。穿过内蒙古草原时，我们住在蒙古包里，男同志住在喇嘛庙里，那里不许女人进入，妈妈有事就派我去找爸爸。喇嘛住的大通铺，进屋一股羊膻味。我们这一大队人马一路走来，有时还要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周扬和苏灵扬的儿子就是因为敌机轰炸时马惊了，把行李和小孩都摔下山，送了命。快到张家口时，大人们跟我们讲，我们快要进城了，城里面点电灯，不用煤油灯。到了张家口，抽烟的叔叔故意让我给点烟，可我在电灯泡上怎么也点不着；又让我把灯灭掉，我对着灯泡吹了半天也吹不灭，把大人们逗得直乐。在张家口我们在华北联大的楼房住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后行军就不再坐箩筐了，有时乘火车，有时乘汽车，从延安出来，一路走走停停，走了好几个月，终于到了东北。

我们到的第一座城市是齐齐哈尔，在佳木斯住了半年，过了一冬。那里的大雪齐腰深，我们只能在楼道里玩。年轻的叔叔阿姨们练习踩高跷，我们也做一副小高跷跟着学。忘记是1946年底还是1947年春，鲁艺到了哈尔滨，第一次在正规的大剧院演出，演的是歌剧《白毛女》，林白阿姨演白毛女，陈强叔叔演黄世仁，我妈演黄世仁的母亲。那时的剧本和现在的版本不一样，白毛女在山洞里生了一个小孩叫小白毛，我就演那个小白毛。那时的剧照我还保留着。在城里演了一段，又下乡去演，后来鲁艺又排了一些短小精悍的小歌剧，如《两个胡子》，讲的是母女俩劝男人不要当“胡子”　（土匪），回家种地过日子，配合剿匪和土改工作。晚上在农村的大场院演，我困得睡着了，快上场时，妈妈就拍醒我说：“快说说台词，别忘了!”我就打起精神准备上场。今天这个村子，明天那个村子，跑了东北不少村庄，搞土改，分田地，我也跟着大人们出了力。

渴望上学

鲁艺在东北分成几个文工团，我父母和吕骥伯伯等从哈尔滨到了牡丹江市。又招收了一些年轻学生。平时学习、排练，有时下乡演出。父母教我认字，背小九九。我多么渴望上学!七岁时，父亲同意送我到附近一所小学去念书。第一天，父亲的警卫员崔贤植叔叔送我去学校，路比较远，要走半个多小时。中午他又给我送饭，是面条和一个鸡蛋。这下子轰动了，我吃的显然比那些刚解放、家里比较贫穷的孩子吃得好得多，教室里窗户外都围着同学看，弄得我很尴尬，回家后，我和父母大闹一场，不要崔叔叔送我也不要他给我送饭，我自己跑到团里大灶食堂要了一个窝窝头，装在饭盒里带到学校去吃，这之后再没人围观了。有时我就装一个大土豆，放一点糖蘸蘸吃。崔叔叔不送我了，可是其实他是在远远地跟着我，不让我发现。因为那时土匪还时常出没，大人们不放心。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有一天上体育课，有一个男同学排队没有注意听口令，老师上去就是一巴掌，还用脚踢他。我当时看不过，就大声喊：“不许打人!现在解放了，人人都平等，不许打人!”顿时，那个魁梧的体育老师和全体同学都被我那一嗓子镇住了，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瘦小的小女孩，居然敢对老师发出那么大的喊声，制止他的打人行为。这一下我又成了同学们关注议论的新闻人物，但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是友好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延安娃的本性。

一个学期还没有上一半，牡丹江市政府办了一个托儿所，还带一年级，我就转学了。以后，父母调到哈尔滨，又在道里和道外的学校读书。后来，父亲的肺结核复发，也传染给我，我只有每天注射维C，也没有其他药，几个月后我的肺部钙化，好了!沈阳解放时，父亲作为接收官员到沈阳，之后，鲁艺也在沈阳挂牌成立了，就在中山公园正门对面，路边不远还有一座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在沈阳一切都走上正轨，许多干部子女进了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可是我却因为得过肺结核而不同意我入学，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好了。其他小朋友都上学了，我却像个二流子，到处瞎转。开始我跟陈阿姨学舞蹈，后来因为学劈叉太痛，当了逃兵，之后又跟吴叔叔学舞蹈，也没有坚持到底。和我同龄的孩子都在上学，我心里很寂寞，妈妈到铁西区体验生活，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创作了一部话剧《一条皮带》，描写工人叔叔为祖国建设，支援前线的故事。我在戏中也有一小段演出。但我渴望的是上学念书。

在父亲的努力下，医院为我开了证明，学校同意接收我，但需要考试看看我的成绩插班几年级。考试时有道算术题我不会做，因为我根本没学过。正巧王妞妞去那里看我，她拿过来就帮我做好了，老师也没注意，我就顺利插入三年级，从此在东北育才开始了我正式的小学生活。

育才生活

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是从延安出来的。同学们的经历大体相同，有共同的语言，大家在一起关系融洽，思想单纯。老师教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记得当年谈理想的时候，我曾想当一名地质工作者或是当老师，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后来班上同学大部分都学的理工科，我因为数理化不行，报考文科，本想学新闻，但外语是先考先录取，就学了俄语专业。本来电影学院老师想让我做个小品就可以录取，因为他们了解我以前演过一些小节目还不错。父母说让我自己拿主意，我不太想当演员，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我本来喜欢唱歌，小时候在牡丹江，寄明阿姨发现我的音域特别宽，希望我学声乐，还跟我父母讲了，后来在上一年级时突然嗓音不行了，什么原因搞不清。在育才学钢琴，老师说我手指长，有发展前途。可是有些下一班同学老抢我们弹琴时间，我说算了，就让你们吧，我也不弹了!看来我这人也不是搞艺术的料，不能继承父母搞文艺的路子。

育才学校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校园，校门右边是一个大操场，每天我们跑步锻炼都在那里。左边是一座假山，其实下面是一个很高级的防空洞，里边是一间间的屋子，还铺着地板。抗美援朝期间，常常有防空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赶快跑到防空洞躲起来。后来为确保大家安全，学校曾一度迁到哈尔滨，那里冬天真冷。记得有一天课间操，大家跑出来伸不出手，没待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师说那天是摄氏零下40度。冷风像刀子一样刺痛脸，呼出的气一下子就在棉帽上结成霜。有一次看见一个赶马车的老头，冻得流鼻涕，连鼻涕也结成冰溜子了。一天，一个男生说：“谁敢用舌头舔大门上的铜把手?”一个愣头小子说“我敢”!结果他一伸出舌头就沾在门把上了，把舌头沾掉了一层皮。过了一个学期吧，我们又搬回了沈阳。学校为我们安排了丰富的课程，记得还有一个俄罗斯姑娘教我们学俄语，这为我们以后学习俄语的标准发音打下了基础。课余我们排练了舞蹈《杜鹃和蜜蜂》，童话剧《小红帽》《拔萝卜》等节目。

我们当时都享受供给制待遇，所有的衣服鞋袜、被褥等都是发的，大家都住校过集体生活，只有周末才回家，但必有家长来接，学生自己不得出校门。记得1950年我父母都调北京工作了，平时周末都是父母的老朋友接我。有一年寒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肖昆阿姨接她儿子肖朗，把我也接到长春她家中。结果我妈妈托人接我去北京，没接到，妈妈急坏了。我在长春认了个干妈，住了几天回家了。以后我们长大了，学校把我们家在北京的同学组织起来，大的带小的，老师把我们送上火车，请列车员叔叔阿姨照顾我们，到了北京家长们到车站接。在这些同学中，我算是大姐姐了，照顾弟弟妹妹们是我的责任。

在延安和东北育才十几年的生活，培养了我的革命意志和信念，集体主义精神和独立自主、克服困难的勇气，为我后来战胜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各种挫折和压力奠定了基础。2003年我曾回育才看过。眼前的一切面目全非，大操场上盖起了大楼，小假山毫无踪影，只有原来的一座主楼我还认得。因为当时正是上课时间，我谁也没找就离开了。

走上工作岗位

1952年小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考上了师大女附中。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家从北京搬到上海，又从上海搬回北京。我也跟着转学。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读大学。原来是四年制，后来改成五年制。第五年没有课本，全是读18世纪原著，发的油印资料有一尺多厚，成天死记硬背上百个单词，头都读大了。大学时我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曾当过系学生会文娱部长，在农村宣传“农业60条”，走家串户，不怕苦；在挖水库劳动中为了保证出勤率，轻伤不下火线。后来当了班长，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大学最后一年我入了党。在毕业分配时，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你是班长又是党员，公安部门来挑人，十几个人中只挑了你一个。公安工作是保卫我们国家机器的一把利剑……”一大堆理由使我没话好说，只有四个字“服从分配”。干公安是我从未想过的，回到家，父亲说：这个单位政治上要求严，人家是相信你才让你去。可母亲不了解，她说在大学学了那么多年，就上大街去站岗（她以为是交警），不太同意。

进了公安大门，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几乎断绝了和过去老同学、熟人的联系。我在工作上努力向老同志们学习，尽快掌握情况，天天工作三个单元，到晚上十一二点，睡在集体宿舍，有时办起案来不分白天黑夜，分秒必争。记得一次在某处发生一起爆炸案，我正好值班，接到电话向领导汇报后，就赶赴现场，作案人已炸飞，另外还造成一死一伤，我陪着领导在满地血肉模糊的现场，边听见证人叙述边记录，每约谈一个见证人就要走一遍现场，后来凭着一张捡来的车票和一张介绍信及复原的作案人面部照片找到线索，我们当即出发找到作案人单位，证实是什么人，作案动机，两天两夜没合眼，跑了几百公里，约谈了几十个人，最后终于查清了。一个多星期没有换洗衣服，走时就拿了牙刷毛巾，同去的六个人就我一个女同志，有时想方便都很困难。干我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就是调查研究，要善于和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打交道，由于勤学用心，领导也愿意把一些重要案子交给我办，但是不论我们的工作再有成绩，都不能宣扬，要甘当无名英雄。

老有所为

1996年，我随爱人调回北京，按规定办了退休，而老伴年过七旬还在工作。他不光为军队的防护工程忙碌，海、空、二炮都请他做工程科技顾问，而且地方上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特别是地下工程、地铁建设、隧道工程，他都参加评审。他向国务院建议：随着各地地铁工程的开展，需要大批的盾构掘进机，如果都去外国买，需要大批的资金，我国应尽早发展自己的盾构掘进机，他还亲自到沈阳重型机械厂建议他们赶快生产盾构掘进机。他担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已经第二届了。另外他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担任过主席，亚洲学会主席，国际地下物流学会常委。他按照科协的意见，尽量扩大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声望。一年中，他有三分之二以上时间在国内外奔忙，我虽然不懂他的专业，但是，做好他的后勤保障，也算尽了我的一点力量。

现在我们的生活大大提高，但还有一些贫困地区或家中遭遇不幸的家庭孩子上不起学，我和丈夫陆续帮助了十几个孩子读书，有6个上了大专或大本，其中3个已工作，一个准备考研。我们还专门拿出25万元作为专门资助困难学生的基金。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他肯学，能考上，我们就支持他学。他们毕业后还尽量帮他们找到工作。解决了一个孩子的工作，就解决了他一家人的困难。我们从报上看到河南艾滋病孤儿生存困难，寄去2000元；看到山东救人英雄杨德民被火烧伤，治伤家里经济困难，我们也寄些钱去，又帮他们把虽然打赢了官司却要不回来64万元赔偿的钱的事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最终落实了，并鼓励他的孩子好好学习，又帮他们落实安排了工作，等等。做了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