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些记忆碎片

第八部分　学校的领导班子

一所优秀学校的成功，学生是本、教师是本，也可以说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领导是辅助；校长的长处是他必须善于唤醒身边每个人的教育情怀和追求。但唤醒是相互的，因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而学校的整体变革，需要的是每位教师的参与和行动。

教学、生产和生活三位一体

首先，蔡中的领导班子把教学放在首位，即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夯实他们学习习惯性和生活目的性。启发学生从为自己学、为家庭学到为人民学、为祖国学，渗透学好、好学到学精、学深、学广的“举一反三、熟能生巧”的学法指导。其次，通过正面的学习形式，督促教师加强自学、自修，提高自己。从备好课、好备课、讲好课、好讲课到批改好、辅导好；理念是：教好优等生，不放弃差等生，因材施教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参与活动。再次，从改善生活入手，抓生产建设，促进教学提高。

办学的重要一环是协调学校和社区邻里的关系，取得各相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不会忘记，蔡村公社、蔡村大队、碾槽沟大队、土桥铺大队支援给学校的土地、粮食和蔬菜；我们不会忘记，蔡村粮站、医院、供销社、收购站给我们的无私帮助；我们不会忘记，蔡村大队的支部书记吴斌给我们支援打井技术和解决学生住宿问题；我们不会忘记，乔家湾煤矿的领导郑汝银和尹阔对学校烧炭取暖给予极大的方便与帮助；我们不会忘记，贾思荣对蔡中办工厂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为了“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即使是在“开门办学”期间，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维持与社区的互助关系，学校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前提下，不时派师生支援农业劳动。既解决了生产大队的急需，又增强了师生的劳动观念与贫下中农的感情。 学校多方说服，几经商榷，积极帮助，用现在的话说：达到双赢。

真诚相助共济时艰

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是搞好学校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教师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教学的各个环节落实到位，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作为校领导，责无旁贷的工作是真诚地帮助教师，关心教师，将他们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积极帮助解决，减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去。

王道圣的家属异地生活，生活不便，于是学校出面求得蔡村大队领导的同意给予落户，并让大队派马车搬家，同时汇报教育局给予安家费，使教师安心工作。临时在蔡中代课的复转军人王佐，落户蔡村大队，其时雁北矿业公司招工，校领导与大队沟通，大队把名额让给他。学校教导主任马成文，应县人，是我浑源中学师范班同学马成名的弟弟，也是我办师资培训班的教师学员石少琴的丈夫，一次他腿受伤，我多次探望，直到他痊愈上班。教师任吉义的两个侄儿，因家庭成分问题上不了高中，学校先后录取在蔡中，然后转回原籍上学，他很高兴，工作干劲更大了。一位原籍大同县的语文教师，调在浑源中学任语文教师，赶在“工宣队”进驻学校，由于言论问题受到批判，而且情况严重，仍想回蔡中任教，学校毅然接受，解除了他的精神压力，而且他工作更努力。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自行车是分配供应，“走后门”买车实属不易；可为了解决教师步行跋涉之苦，校领导有一年硬着头皮四进县交电公司找孙建铭经理，买回四辆自行车，解决了张江、王与功、王耀武和王道圣四位教师的出行不便问题。我非常感谢孙经理，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虽没有机会报答，但我铭记在心，永远难忘。2011年10月我得知孙经理去世的噩耗，非常悲伤，赶去祭奠了恩人。孙经理关心教师，严教子女，后来他的两个孩子都有出息，孙有在大同市电视台工作，孙权在浑源县电视台工作，他们都从事文化宣传的工作。尤其是在处理教师和工友之间的矛盾中，领导更要有耐心，因为校长必须学会的长处是：以一颗虔诚的心搞教育，和谐和团结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比如：有一位教师和伙食管理员在假期发生争执，开学后，领导承担责任，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一位教师夜间和几位学生巡逻执勤，逮住了几位翻砂工人烧吃学生玉米棒，几位工人不服，甚至想报复教师，校领导及时解决，避免了灾难的发生；1978年初，县里调资还有2%的指标，我向县领导和局长争取了一个名额，考虑到文平工资稍微低一点，在外地工作多年，指标给了文平；校领导出面给教师争取，不为自己争的高风亮节，给学校树立了榜样。总之，教师的困难，领导班子及时给予帮助解决，这样便扫除了办学道路上的障碍，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我的一些记忆碎片

蔡村高中极盛时期是1972年到1976年，教师齐备，工作干劲大，在风浪中大踏步前进。1977年处于低潮，原因是教师调动频繁，调走的多调来的少，例如，高11班在两年的学习中，仅班主任就换过四五位，毕竟教师了解学生需要一个过程。1977年初优秀数学教师王作突然调走，学校缺了顶梁柱，我很伤心。王作，榆次人，1962年数学专科毕业，先在浑源县民办初中任教，与我相处到“文革”后期，学校同事帮他在浑源成家，他便安心在浑源工作。“文革”后期，他在黄花滩任教，家住城关，因是外地人，给我写信，让我帮忙下山工作；我积极向教育局局长张玺要求，将其调入蔡村高中。他和王与功两位优秀数学教师共同承担两个年级的数学教学任务。1977年5月，优秀的语文教师王道圣、赵杰的调走，我更是伤心至极，四个班的语文教学落在了张梦琴和历史教师孙启业（改教语文）的身上。

我无法控制局面，难以抓好工作，也产生了离开的念头。这时县建设银行缺一名副行长，行长李秀是我的老乡，他了解我要我去，我也想换一换工作，但教育局长安慰、挽留和拖延，最后无果。于是我去雁北行署教育局找分管人事的领导，既是老乡又是同学的副局长闫斌，组织决定让我去雁北教干校（后改为教育学院）任校长，可又被领导默默地阻拦了，错过了好机会。几经折腾，1978年后半年我被安排调回县教师进修校任校长。进修校工作有刘机局长的支持，又有一批优秀教师，工作顺心，连续六年进修校的工作被省教育学院函授部三次评为先进集体，这全赖冯光业、王瑀、赵杰、杨永萱等教师们的通力合作。刘机，1952年从广灵调任浑源县教育局副局长，1958年入党，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一年后任县教育局局长。“文革”期间他靠边站，去了浑源中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调回任教育局局长，1979年春提升为县处级，调至雁北煤校任校长。

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三十多年的校长工作生涯各个时期都有时代的印记。1954年的学校工作是抓课堂教学、作业批改、自习辅导和青少年团队建设活动，不出校门，专心教学等工作。1955年在王庄堡完小，重点抓失学儿童的工作和教学常规，提高入学率是重点工作。1957年至1962年在县级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作，配合副县长尹满年（兼校长）等领导抓校内一个半小时的干部课堂教学及辅导工作。在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我这位多管闲事的教导主任，先后创办了民办中学和民办小学、六年级补习班、小学教师培训班，为厂矿农村举办的业余教师培训班、县机关寄宿制幼儿园、教育局招待所，真是事务大总管；但对于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任务多，工作繁忙，干起来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由于工作积极努力，连续五年受到省地县各类表彰和奖励。1964年到“文革”初，我在民办中学、工读学校和城关高小任校长，上千人的学校，除抓教学常规外，重点抓班级升学率，教改经验在全县学习传播。1972年的蔡村高中，在“开门办学”的风浪中，为应对各种各样的形势需要，我是想办法、找对策，主动出击，把握主动权。尽管随着恢复高考的拨乱反正，教师和学生流向县城，但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也清楚明白。有一点可聊以自慰：保住教学底线，上足课时，完成课程，是教育工作者应坚守的准则，按教育规律办学校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