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题目录简史

中国专题目录简史

数千年来，我国各个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在目录学领域也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专题目录，从汉代初期杨仆的《兵录》算起来的话，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专题目录得到不断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专题目录发展更快。它表现在所选择的专题分支面广，目录编制的质量不断提高，目录的数量不断增加上。中国的专题目录是目录学领域的一座宝库，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利用。

封建时期专题目录的特点，是偏重于经史方面的选题，这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大多提倡研究经史，以及封建正统观念所致；当然，科学技术不发达也是要因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在经史方面曾产生过许多专题或专科目录，比较有影响的经部目录有南北朝卢昶的《甲乙新录》，唐代李肇的《经史释题》，宋代欧阳伸的《经书目录》，明代朱睦的《经序录》，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胡元玉的《雅学考》等；史部目录有刘宋时裴松之的《史目》，唐代杨松珍的《史目》，宋代商仲茂的《十三代史目》、高似孙的《史略》等。除经史目录外，还产生了反映历代劳动人民在文学、艺术、医学、农学和其他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专题或专科目录，比较有价值的目录，文学方面的有南北朝时期荀勗的《文章叙录》、挚虞的《文章志》，宋代沈建的《乐府诗目录》，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明代祁彪佳的《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清代黄文旸等人的《曲海总目提要》等；艺术方面的有刘宋时虞龢编的关于王羲之、王献之作品的《二王锁书定目》，宋米芾的《书史》；自然科学方面的有梁代祖暅的《术数书目录》，清代梅文鼎的《勿庵历算书目》，隋代李密的《药录》，宋代的《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明代殷仲春的《医藏目录》等。这些目录，有的过去已散佚，有的在封建统治者正史史志里也难找见踪迹，有的虽未受排斥，却也未能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这些目录，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学术活动和文献收藏情况的一斑。这是封建时期专题目录的第一个特点。这些目录的编者，大多是有关学科的学问家或藏书家，这可视为封建时期专题目录的第二个特点。我国从东汉时期开始传入佛教，此后，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历代的寺院都十分重视译经、传经和藏经的工作，有专人管理和研究经书，寺院藏书自成体系，编成的目录自成一门。由于佛家“机构”稳定，从事整理和研究佛经的人员稳定，因而所编出的佛经目录成为古代专题和专科目录中的一个很大的部门，这便是封建时期专题目录的第三个特点。历代的较著名的佛经目录有：东晋时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隋代释智果的《众经目录》，唐代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等。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文化方面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国粹”，而一些先进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则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时期除了产生了《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等涉及好多门类的目录外，还出现了一批专题目录，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中国近代的专题目录最大的特点是，在选题上冲破了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戏曲的禁区，同时，由于国外文化的引进，选题上也扩充到一些新的学科。中国近代较为重要的专题目录，文学方面有王国维的《曲录》，这部目录收集了晚清以前的戏曲材料达3　180种；东海觉我编的《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收录了15个出版家的小说121种；农学方面的目录有《农务要本简明目录》，该目录由英人傅兰雅口述、上海王树善笔译，它专门介绍西方农学书籍；数学方面有丁福保编的《算学书目提要》，它兼收中西著作。

五四以后的专题目录，在选题上比以往广泛，不过，大体上偏重于文史遗产。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编过参考目录；郑振铎编过《佛曲叙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孙楷弟编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傅惜华编的是《子弟书总目》；阿英编有《晚清戏曲小说目》；钱璎、小惠编撰了《华中根据地戏剧目录》等。除了戏曲、小说之外，这个时期还编出了有关甲骨文研究、太平天国史料、中国疆土资料以及数学、物理、化学、气象、地质、铁路等方面的专题目录。五四以后的专题目录的形式，不仅有单行本，还有附录在一书或一篇文章之内的，更多的是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目录。从目录的编者来看，既有个人，也有集体和以单位名义组织编制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专题目录得到了新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文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书目情报工作亦得到普遍开展，编制出的专题目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非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能比拟。专题目录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观现时期中国的专题目录，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选题面广。除了大量的社科领域的专题目录外，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题目录也越来越多。据一份资料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自然科学方面的专题或专科目录占整个专题或专科目录的59%。第二，初步建立了一些负责编制专题目录的机构。在古代，专题目录几乎全部是由文人士子或是医生、工匠等个人编制的，那时候国家机构组织编制的目录仅限于官修目录或是史志目录，专题目录是民间性的作品。近代以后，有些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编印了部分专题目录，但是直到1949年以前，大多数的专题目录仍出于专家学者个人之手。1949年以后，不少省公共图书馆设立了书目参考部，高等学校图书馆设立了书目部或检索室，负责编制包括专题目录在内的所有的书目工作。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1年成立）、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58年成立）对于专题目录的编制工作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它们和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一起，主动担负起我国大部分专题目录的编制工作。此外，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情报机构、科研单位、大中型图书馆、科学家、学者以及台湾省的图书馆都编印了一定数量的专题目录。第三，专题目录在印刷和发行工作方面，多数是由编制单位自己印刷，内部发行；有一小部分专题目录交出版部门出版，公开发行；还有一部分专题目录则刊登在报刊上或附载于图书内，公开发行。目录编辑单位自己印刷的多系油印，这是由于特定专题目录需要量不大，而且油印工序简单，印制较快。第四，在翻印过去的专题目录和引进外国专题目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整理、翻印过去的专题目录，是为配合现今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是为了保存优秀的专题目录遗产。翻印的专题目录有：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钟嗣成等人的《录鬼簿》（外4种）、殷仲春的《医藏目录》、台湾翻印的孙楷弟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附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西谛的《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贾仲明的《续录鬼簿》以及在台湾省影印的《中国目录学名著》等。在介绍外国的专题目录方面，《科技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工作》、《国外书讯》（即《世界图书》B辑前身）等杂志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又先后编辑出版了《国外科技检索工具书简介》、《国外科技文献单卷检索工具书简介》（一、二）、《国外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书简介》（续编）等，报道了该所入藏的国外一些重要的专题目录、文摘和其他检索工具书。不少单位还翻译了国外的专题目录，如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译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目录（1949—1955）》、黑龙江省图书馆翻译了由H.Vita·Susan编辑、美国内务部出版的《寒冷地区的管道施工》、台北技术引介社印行沈曾圻翻译的《科技参考文献》等。第五，开展了对于编制专题目录的理论和方法的初步研究。专题目录在我国虽然起源很早，而且在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各种专题目录问世，但是，有目的地研究专题目录，却是近几十年的事。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书目工作者结合中外的实践经验，开展了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如赵继生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第1—2期合刊上发表的《对编制专题书目索引的意见》、赵世良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1979年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的《专题文献志及其编制》的论文、朱贵玲在天津市图书馆学会第一次年会上提出的《汇编科技报告专题书本目录的体会》、景吉光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的《我们是怎样编制专题文献目录的》、张玉杰在《科技情报工作》1980年第9期上发表的《专题文献志浅谈》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专题目录研究面貌。我国高校在图书馆专业，设有专题目录课题。此外，图书情报工作人员也越来越重视专题目录的研究工作，例如，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把专题目录作为该会1981年秋举办的图书馆、情报所的干部训练班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当然，我国现阶段的专题目录工作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在总结专题目录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这里仅就个人之见，列举几点：第一，要制订并落实全国性的关于编制专题目录的统一规划、分工协调的工作。早在1956年，北京图书馆就在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协调全国图书馆的书目工作》的建议；1957年，国务院又正式颁发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但是，此后，各地编制专题目录的选题仍不协调，如同时有33家图书馆编制中国医学方面的目录，后来又有不少单位重复这一工作，而有些课题却没有人搞。这就是笔者提出第一点建议的根据。第二，专题目录的编制应该有长远的计划。30多年来，我国编制了7千余种专题目录，大部分属于小型目录，大型的累积性专题目录所占比例很小。而在小型的专题目录里，又往往是依据某个时期一时的急需“突击”编出的。由于过去曾片面强调服务“运动中心”，运动一来，就赶编些专题目录去应付，像以往的“评《水浒》”、“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方面的目录就是这样赶制出来的，这些目录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其自然消灭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希望类似的赶潮流的主题目录在今后尽量少出现。我们期望能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制些配合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专题目录，既要重视目前生产和科研急需的选题，又要考虑预测未来的选题；既要重视编制小型目录，又要考虑着手大型累积性专题目录的编撰；要使各种选题、各种类型的专题目录成龙配套，逐步建立起我国专题目录的完整体系。第三，要尽快实现著录标准化。第四，要加强对专题目录的研究工作。我国以往对专题目录的研究，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零碎的、不系统的工作，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我国书目工作的实践。因此，应从调查专题目录编制的状况出发，做些专题目录资料的建设工作，如搜集古今中外的专题目录，整理、汇集论述专题目录的图书、文献，采用系统论的方法，科学地组织专题目录的研究工作。研究的内容，除解决书目工作问题外，应从编制专题目录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各种类型专题目录编制的方法，专题目录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目录工作的管理和组织，专题目录的搜集、管理和使用等分头进行。要注意把书目工作与有关专题、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解决那些有远见的、方向性的课题。专题目录是一个内容丰富、前景广阔的领域，大量的研究工作和编制目录的实践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做。

《世界图书》，198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