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抗明治政府而告终的维新元勋

以反抗明治政府而告终的维新元勋

西乡隆盛

日本幕末维新时期著名的倒幕派领袖西乡隆盛（1828—1877），最后却以武装对抗明治政权而终其一生，实在是一出人生悲剧。

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西南部的萨摩藩鹿儿岛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因是家里的长子，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弓骑剑射，无所不通，养成了尚武的习性和刚健的气质。除此之外，还修过禅学，饱读儒家经典，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的封建道德观念。1844年他担任了都书记官助理等低级官吏，对下层人民的穷困生活有了了解，对幕府末期的腐朽政治也有所认识。1854年，他做了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受藩主及一些改革者的影响，他立志改革幕府政治。在跟随齐彬住在首都江户的3年里，他为“公武合体运动”（公：皇室公卿；武：幕府强藩。即幕府与朝廷结合，以挽救行将崩溃的幕府体制）四处奔波，很快成为赫赫有名的改革派志士。

1858年，齐彬突然去世，令西乡悲痛欲绝，一时想追随藩主而去，被僧侣月照力劝而止，二人遂结为好友。一个月后，井伊大老（宰相）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革新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于难。不料，又被新藩主勒令离开萨摩藩，绝望中二人跳海自尽。当他们被救起时，西乡只有一息尚存，而月照已离开人世。自此，西乡被流放到奄美大岛。3年的流放生活使他体验到丧失自由的痛苦。在此期间他与岛上一女子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1862年，西乡被赦免返回萨摩藩。此时藩主岛津久光已决定采取勤王方针。他派西乡到京城活动，企图利用西乡的声望以实现自己率兵入京的目的。但是西乡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而是在激进派志士中进行“尊王攘夷”的活动。久光一怒之下，又将他逮捕，押送到冲永良部岛的死囚狱中。这次磨难更加坚定了他致力改革的决心。两年之后岛津久光又召他回来，委以他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此后，他追随藩主，参与了一些镇压尊王攘夷志士的活动。但他的思想渐渐地发生了转变。在翌年4月幕府组织的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行动中，西乡拒绝出兵，进而派人去长州藩，协商联合问题。1866年，西乡与长州藩讨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缔结了结成同盟的密约，共同开始了在全国进行倒幕活动。并先后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土佐藩结成同盟。

西乡与同是士族出身的大久保利通在萨摩藩也开始实行藩政改革，扩充陆海军，准备以武力打倒幕府。1866年，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1867年10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具视等公卿得到了以天皇名义发布的讨幕密旨，并于1868年1月成功地发动了“王政复古”的政变。新政权命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去内大臣的官职，并没收其领地，这些措施激起了幕府的反抗。1868年1月1日，德川庆喜向占据了新政权的萨摩藩宣战。1月3日，西乡指挥的讨幕军与幕府军在京都的南郊展开了激战，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戊辰战争”的开端。西乡领导的萨、长军队虽然只及幕府兵力的三分之一，却节节获胜，3月，包围了幕府所在地江户（现东京），迫使幕府投降，实现了江户的“无血开城”。随后西乡率军扫平各地幕府残余势力的反抗，凯旋回朝。因战功卓著，被授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2000石，成了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

然而，由于功名、地位均高过旧藩主岛津家，封建思想浓厚的西乡认为这有悖于旧日的君臣关系，内心十分不安。再加上对明治政府对待下级武士的政策不满，遂于1870年辞去中央官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

1871年，因政府要员准备赴欧美谈判与考察，受大久保利通等人的邀请，西乡又回到中央政府，任维新政权的参议，后出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之职。7月，萨、长、土三藩合作，调集1万兵力于京都，然后向各藩主发布“废藩置县令”，废除了封建的幕藩体制，建立了统一的由中央集中领导的新的政治体制，当年年底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九等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国，西乡留守京城，协助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主持留守内阁。他继续支持并推进各项改革，先后主持制定了《地税改革条例》等五个文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将御亲兵改为近卫军、发布学制、使用阳历等，将维新向深、广的领域推进。

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新政府一经建立，就具有了很强的侵略性，侵台、征朝的论调时时泛起。西乡起初反对他们的扩张计划，后来又转变态度，支持侵略台湾、征服朝鲜，并自荐充任赴朝大使，以寻机挑起战火。1873年8月，政府决定派他为赴朝使节。但大久保利通等要人此时相继回国，近两年的考察使他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因而坚决主张内治优先，反对留守政府的征朝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终于推翻了派西乡赴朝的决定。西乡闻讯愤而辞职，返回家乡。

天皇接受他辞去参议、近卫都督的职务，保留了他的正三位与陆军大将的官位。回到鹿儿岛的西乡将自己的2000石俸禄全部拿出，创办了“私学校”，既向学生讲授儒学，也讲授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并派优秀学生赴欧洲留学。学校以西乡的“敬天爱民”思想为宗旨，仍沿用旧的道德观念培养人才，无意中形成了一种保守势力。新政府逐渐深入的改革废除了武士的身份和地位，从而损害了士族的利益。萨摩藩士族的这种怨愤借政府1877年1月迁移萨摩藩兵工厂之机爆发。远离政治、过着隐居生活的西乡受众多士族兄弟的拥戴，以“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的名义，打着“新政厚德”的旗帜，向中央政府兴问罪之师。在这场“西南战争”中，西乡领导的军队逆历史潮流而动，再无往日的威风，终于惨败。9月24日，在政府军攻克鹿儿岛的最后据点城山时，西乡自尽身亡。

因在明治维新中功勋卓著而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被人们并称为“维新三杰”的西乡，以武力开始维新，拼死建立起新政权，孰料，最后却走上了反对维新的道路，以谋反的“逆贼”而告终。尽管如此，西乡表现的刚强、忠义精神与正直无私的个人品德在日本长久地被奉为楷模。“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从这首言志的小诗中或许可以寻到他走上叛逆之路的痕迹。

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行大赦，为他恢复了名誉，并追赠他被褫守了的正三位官位。此后，人们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为他树立了一座青铜雕像。他参与并推动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一跃而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之林，对东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对外扩张政策，在他死后的十余年就被他的后继者们实现。从此，日本走上了畸形发展的军国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