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留待历史评说

千秋功罪，留待历史评说

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苏联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最后一任总书记和主席；苏联实行总统制时的首任总统，也是最后一届总统。

戈尔巴乔夫生于北高加索斯特夫罗波尔边区的普里沃尔耶村，父母都是农民。这一地区在1932—1933年因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因为隐藏了约20公斤粮食，被邻居向当局告发，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关了9年。祖母曾给幼年的戈尔巴乔夫讲了这段辛酸的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戈尔巴乔夫的父亲和哥哥都上了前线。哥哥在战场上牺牲，他自己则中断了学业，两年后才复学。由于后方缺乏男性劳力，像他这样年仅12岁的孩子，有时也要下地劳动10多个小时。战争结束后，父亲回乡当了康拜因收割机驾驶手，戈尔巴乔夫便一边上学，一边给父亲当助手。因为劳动出色，他在1949年荣获了劳动红旗勋章，1950年成了苏共预备党员，接着被推荐上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在大学，按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说法，他对哪门功课都没有特别的爱好。“我读的是法律，但我也喜欢数学、历史、经济和文学。”戈尔巴乔夫平时除了学完法律系规定的课程，其余时间就是读其他社会科学之类的书籍，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政治活动。他入学两年后转为苏共正式党员。到大学高年级时，他已锻炼成了一个能言善辩、思想敏锐，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的人物了。1953年，赫鲁晓夫执政后，戈尔巴乔夫所在的班曾组织了一个“苏联现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多数同学仍然大加颂扬斯大林的功绩，可是戈尔巴乔夫却发表了一通举座皆惊的言词，说什么苏联的对内政策有问题，尤其是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损害了中农的利益”；对外政策“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危险”。会下，他又对好友涅茨纳斯基说：“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半白，一半黑。”有人将他的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汇报到了学校。奇怪的是，校方竟没有进行追查。这不能不使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其实，这些同学根本就不明白，戈尔巴乔夫已从赫鲁晓夫发表的言论和官方宣传中，窥伺到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正在悄悄地转向。

1955年，临近毕业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想方设法留在首都或者大城市。可是，戈尔巴乔夫却和他的妻子，也是同学的赖莎一同回到了他的故乡——斯特夫罗波尔边区。他认为，小地方虽然偏僻落后，但是，有用武之地。果然，他被分配到共青团斯特夫罗波尔市团委工作的第二年，由于办事干练，为人精明，就被提升为团市委第一书记。这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其中批判了斯大林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报告传达到斯特夫罗波尔边区党组织以后，大部分官员半信半疑，有的甚至抱着抵触情绪。戈尔巴乔夫读了这份报告，打心儿里欢迎。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样子，而是冷静地观察了一段时间。随着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政策在全国的推行，戈尔巴乔夫的劲头也高了起来。他带领团市委的一班人，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热情宣传党的“新政策”，坚决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针。因此，很快被提升为斯特夫罗波尔边区团委第一书记，1960年又被选为该区党委委员。在区党委，他很受库拉科夫的赞赏，因此于1962年被调到了区党委，专门负责农业。恰巧在这年秋季，该区获得了农业大丰收，这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迅速晋升的资本。年底，他担任了区委组织部长。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库拉科夫被调往苏共中央任主管农业的书记。在他的保举下，戈尔巴乔夫青云直上：1966年，他升任斯特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1968年，任斯特夫罗波尔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年，升任该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担任区委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抓粮食生产，二是整治该区的温泉疗养地。结果，在他任区委书记的头一年，全区农业就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他因此得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表扬。为了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他大力整治环境卫生，美化市容，修建饭店、别墅和扩建道路，使该区的温泉疗养地的面貌焕然一新，吸引了国内外的大批游客。他因此得了个“温泉书记”的雅号。由于出生该地的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等中央头面人物常来此处度假疗养，戈尔巴乔夫便渐渐和苏共中央高层接上了关系。戈尔巴乔夫善于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用温和幽默的话语向中央大员汇报工作成绩，表达大胆的设想，因而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其中最欣赏他的是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是苏共领导层中的“改革派”首领。他头脑清醒，早就看到了苏联经济和社会衰败的迹象。对此，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助手们说：“这种停滞状态若不制止和改变，有可能使苏联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为此，他开始网罗人才，并在一些关键的岗位上安插盟友，准备有朝一日取代勃列日涅夫，推行自己的改革意图。

安德罗波夫每次来此处疗养，都要和戈尔巴乔夫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一起在林中散步，讨论重大的政治问题。通过频繁的接触和深入交谈，使安德罗波夫确信，戈尔巴乔夫就是他未来事业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1978年夏，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突然病逝。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便推荐戈尔巴乔夫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一年，由于风调雨顺，全苏粮食收成突破了历史最高记录，总产量达2．3亿吨。虽然这一成绩与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大，但是他也因此沾了光，给苏共最高领导人留下了好印象。1979年，粮食减产，许多人指责戈尔巴乔夫领导无能。可是他却抛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官方调查材料，用大量事实说明，这年粮食歉收，除了暴雨成灾外，主要是由于地方官员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造成的。他们在收获季节不亲临现场，组织人力和调配机器进行抢收，结果使大约五分之一的谷物和三分之一的马铃薯烂在了地里。据此，戈尔巴乔夫建议中央撤换那些玩忽职守的官员，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营自主权，推行集体承包制。这份言之凿凿的材料，使戈尔巴乔夫变被动为主动，既蒙过了勃列日涅夫，又堵住了攻击他的人的嘴，而且还在同年11月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粮食产量回升，戈尔巴乔夫也于同年10月升为政治局委员，成了苏共高层领导中最年轻的成员。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68岁的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他上台以后，开始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为此，起用一批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年富力强的人。1983年初，戈尔巴乔夫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年2月，安德罗波夫因患肾炎住院，戈尔巴乔夫便代行管理一些外交和人事方面的工作，并且在重要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的名字开始在苏联各大报刊上露面了。10月，安德罗波夫病情加重，只有其私人助手和戈尔巴乔夫才能去医院看望。这时，以契尔年科为首的一批老政治局委员活跃起来，开始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和政府部门减慢苏联变革的速度。但是，戈尔巴乔夫则针锋相对，利用与安德罗波夫单独接近的特殊权利，通过他亲自提名，在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将一大批亲信提拔到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些人后来为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4天后，戈尔巴乔夫主持了政治局选举新总书记的会议。他原以为，自己在此次会上当选为总书记问题不大，结果，只捞到4票。同时，有人提名73岁的契尔年科，也有人提名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兼国防工业党组书记、56岁的格利戈里·罗曼诺夫。在此情况下，善于心计的戈尔巴乔夫毅然拒绝了别人对自己的提名，转而支持契尔年科，并在会议结束时致了闭幕词，为新任总书记颂扬一番。这样，他既博得了契尔年科的欢心，也保住了他在党内“第二书记”的地位。之后，他表面上装成契尔年科的忠诚助手，暗地里却在为以后的上台四处活动。在契尔年科患肺气肿住院期间，他利用主持政治局的机会，一方面鼓吹政治和经济“改革思想”，另一方面，把地方上一批年轻干部安插到重要领导岗位。最关键的是，把老资格的外交家葛罗米柯拉进了自己的圈子里。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病逝。不过24小时，戈尔巴乔夫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联席会议。当时，政治局10名委员中，有5名委员反对他，但其中有一名委员正在国外访问后的归途中，如果等反对他的人聚齐了再开会，麻烦就大了。果然，会议开始后，罗曼诺夫抢先提名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任总书记，总理吉洪诺夫等3名政治局委员立即附和。这时，葛罗米柯站起来，提名戈尔巴乔夫，并将他吹嘘了一番。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群起响应。戈尔巴乔夫终于如愿以偿。

戈尔巴乔夫上台没过半年，就把曾反对他任总书记的罗曼诺夫等人赶出了政治局。10月底，又让吉洪诺夫退休，将“温顺”的雷日科夫提升为总理。同时又名义上提升葛罗米柯担任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其外交部长职务由亲西方国家的谢瓦尔德纳泽接替。还让“组织纪律性强”的利加乔夫主管党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及农业方面的书记。一切人事工作安排好后，戈尔巴乔夫便打着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发动一场以“多元化”、“公开化”、资本主义“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改革”，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愿望行事，结果，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反而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等各种矛盾日趋加剧，苏联共产党处在受国内外敌对势力围攻之下，身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一退再退，一直退到导致苏共垮台的决定性一步。

1990年2月5日，即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刚刚5年，也是东欧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的时候，他为了满足国内反对派和西方国家的胃口，召开中央全会，竟然通过了废除宪法中关于保障共产党领导权的条款的决议，宣布允许各政党和反对派进行自由选举。3月3日，他又主持召开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决定实行总统制，他自己担任苏联首届总统。此后，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相继选出了15个总统。这些总统上任后，立即宣布本共和国为“主权国家”，并要求苏联总统承认其独立。尽管戈尔巴乔夫也采取了一些诸如经济封锁、武力威胁、政治劝诱以及制定“新联盟条约”等旨在防止联盟解体的措施，但是为时已晚。

1991年“8·19”事变之后，苏共被宣布为“非法”，苏共的报纸和刊物遭到了查封，联盟解体的速度加快了。同年12月8日，以俄罗斯总统鲍利斯·叶利钦为首的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了建立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并宣布苏联“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12月18日，叶利钦又对报界说，“联合体内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到这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一个名义上暂时还存在的苏联的“光杆总统”了。12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特别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大会最后宣告：苏联在“法律上”已经消亡。具有70余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垮台和彻底解体。千秋功罪，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