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推广道尔顿制

五　舒新城推广道尔顿制

尽管易培基要雄心勃勃地进行教育改革，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对这种改革十分有利，但是舒新城还是很快就离开湖南第一师范。离开的原因，据说与校内风潮有关，这一点可以从著名文史学家陶菊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陶先生说：“新城在一师任教一年，因反对学生选举校长，于一九二一年辞职赴沪。到沪不久，张东荪介绍他到中国公学任中学部主任。……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将中国公学改为大学，聘张君劢为大学校长，而将中学部改为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此时，美国教育界风行一时的道尔顿制输入中国，新城深感兴趣，就在吴淞中学首先让学生自由学习，共同研究，以培养学生的自学与工作能力。这种制度与杜威博士所提倡的‘学生治校’初无二致，道尔顿制推行不久，并无显著成效。”（《回忆中华书局》第1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陶先生早在1916年就已经认识舒新城，他的话应该大体不错。这一年，舒新城虚岁30，正是“而立”之年。

据舒新城说，道尔顿制于1920年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英国并在两千多所学校实行，德国、法国、日本对此也反响热烈。1922年6月，《教育杂志》发表鲍德征所写的《道尔顿实验室计划》，向中国教育界首先介绍了这种制度。读了该文之后，舒新城对道尔顿制产生兴趣，先后与杜威夫人和帕克赫斯特女士取得联系，一方面索要资料，一方面在吴淞中学试行。不久，《教育杂志》又推出“道尔顿制专号”，各地报刊也纷纷登载讨论这种制度的文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或准备实行这种制度的中小学达到40多所，舒新城在《中华教育界》第十三卷第二期（1923年8月）上撰文说：“道尔顿制在中国真可谓风靡一时!”

由于客观条件有限，舒新城在吴淞中学的实验只能在文科进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因此与校方发生误会，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南京。陶菊隐说：“新城到南京后，又应东南大学附中之聘，任研究股主任，不负行政责任。南京半城半乡，环境优美，生活低廉，加以新城的住所距金陵大学不远，便于借阅图书，因此自一九二三年春天到一九二四年秋天，他在东南大学附中任职一年半。”（《回忆中华书局》第12-13页）在此期间，舒新城写文章，做讲演，不遗余力地推广道尔顿制。1922年12月7日，他在东大附中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发表“道尔顿制与中等教育”的谈话，12月23日在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发表“道尔顿制与小学教育”的演讲，此外他还撰写了《道尔顿制可有的弊端》等文章。为了适应大家需要，他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道尔顿制概观》一书，于1923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介绍道尔顿制的时候，舒新城也谈到班级制的弊病。他说：在这种制度下，由于教师的目的是教书，学生的目的是听课，“二者之间除了以教科书为交换言语的媒介以外，实无何种关于人生生活上的真挚言语。至于课堂以外的相见更谈不到人生兴趣；学风好的，教师与学生见面尚彼此交换招呼，学风不好的，教师见着学生心里有一种‘好不愿意’的感想，学生见着教师甚且有仇视之念。”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一旦出了学校，“要他们能待人以诚，集群策群力为社会谋幸福，虽不能说绝对无其人，但为数总不多。”

很多人自然要问：如果取消了班级教学制，教师的作用何以体现？对于这一担心，舒新城用美国道尔顿中学校长乔克敏的话做了回答。乔氏认为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学生自由研究的前提下，规划并指导学生完成各科作业；第二，根据学生个性，对其离校后的生活、择业予以指导；第三，充当学生自治的顾问，指导他们既要克制自己，对团体负责，又不要压抑或影响个人创造力。因此舒新城认为中等教育的原则有三：其一，它应当是自由的；其二，应当给学生接触自然的各种机会；其三，应当使师生在人格上互相感应。由此可见，道尔顿制并不否定教师的作用，而所谓自由也不是放任自流。

对于小学能否实行道尔顿制，舒新城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在实行这种制度的时候，除了在学科重组的基础上分别设置不同的作业室之外，作业的设计也很重要。为此，他以英国一所小学为例，介绍了该校的作业内容。比如在历史作业中有研究和笔记两部分。研究的内容是：1.寺院怎样获得僧食及银钱？2.罗马丐僧；3.爱华德三世时的中世纪古城。笔记的内容是：1.把134页的家系做一略传，但不要画人物图；2.自撰一篇短文记述罗马丐僧；3.你想里慈各街是否与十四世纪的相似？4.把你所知道的商业基尔特的情形记出。又如在几何作业中，有一个题目是先画出等边三角形，把这个三角形分为三个相等的三角形，然后在每个三角形中画一个圆圈，与各边相切。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尔顿制的最大特点，是要把学生的经验和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让他们从小养成独立研究问题的习惯。现在看来，这已经成为西方教育一个成功的经验和很好的传统了。

舒新城在《道尔顿制概观》序言中介绍说，周予同当时是《教育杂志》的编辑，曾与他共同策划了“道尔顿制专号”；朱光潜与常乃德也参与该书某些章节的撰写工作。周予同和朱光潜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而常乃德既是著名学者，又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之一。可见当时学术思想界和教育界对于道尔顿制非常关注。

道尔顿制风靡一时的情况，从胡适的一次演讲中可以看出。1923年12月10日，胡适应南京东南大学邀请，发表《书院制史略》的讲演。他介绍了书院的历史，总结了书院有三种精神：一是代表民意，二是讲学议政，三是自修研究。随后他感慨地说：自清末新政以来，将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西方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学校代替，是非常可惜的事。他指出：“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研究，与书院制不谋而合。”（《胡适全集》第20卷，第11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他强调这就是今天专门为大家讲书院制度史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