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反思文化传统

反思文化传统

时间:2022-02-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展现。他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被胡适认为“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是反思教育和文化传统的。这其实是“戕贼人性”的教育。这显然与长期的专制制度有关。他指出,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是斗争过分、手段过度。在这里,傅斯年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负责任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一 反思文化传统

傅斯年的领袖才干,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当时有一位姓朱的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在课堂上讲解《文心雕龙》,让傅斯年挑出许多错误。于是全班同学签名上书校长蔡元培,结果朱教授被辞退。相反,当胡适刚刚登上北大讲坛,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讲述中国哲学史时,有人想通过闹事把他赶走。傅听了胡适的课以后,对大家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他成了胡适的“保护人”。

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展现。他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被胡适认为“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随后,他又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中,列举了中国学术的七大“误谬”:其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多;其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的存在,而以当别人的奴隶为天职;其三,中国学人,不管时间的存在,不顾形势之转移;其四,中国学人,不知分工的原理,只想“以其道易天下”;其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是一无所用;其六,中国学者,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其七,中国学术,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只有一种空洞的间架。这些观点,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到如今仍然让人感到切中时弊。

img5

中研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傅斯年在第5排右起第3位

不久,他和顾颉刚等人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据说这个想法是他们在宿舍聊天时产生的。大家认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因此在学生时代“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只有这样,所学所想才不至于枉费。于是他们首先想到办杂志是“最有趣味”、于学业最有补益的事。然而当他们把办刊申请送上去的时候,陈独秀因为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便怀疑他们是想与《新青年》作对。幸亏蔡元培和胡适对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这份杂志才得以问世。该杂志由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主编),胡适担任顾问,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很高声誉。

在主编《新潮》的过程中,傅斯年不仅是删改稿件的高手,而且写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章。为此,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回忆说:“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是反思教育和文化传统的。

img6

傅斯年一家在李庄

比如他在《万恶之原》(一)一文中说:在中国,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家庭。中国的父母,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教他如何做父母的好孩子,而不是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极力地摧残个性”的做法。为此,傅斯年讲了华盛顿和达尔文的故事。

——华盛顿小时候砍了园子里的几棵树,当他父亲生气地问他时,他承认是自己干的。于是父亲转怒为喜,原谅了他的错误,表扬了他的诚实。傅斯年说,如果是中国的父亲遇上这种事,必然会因为心疼这几棵树,把儿子教训一顿。至于诚实不诚实,在他们眼里并不重要。

——达尔文小时候不肯在学校念书,常常跑到河边去摸蛤蟆。长大后也不肯听老师讲课,而是“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傅斯年说,如果达尔文是一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因为中国式父亲对待孩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至于)什么叫作‘个性’,他是全不明白”的。这其实是“戕贼人性”的教育。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也不可能有达尔文。

又如他在《社会—群众》中说,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细密的有活力的组织,而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他指出:“十个中国人,所有成就,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这些话提醒我们,傅斯年之所以成为难得的天才,与他考取北大之后的时代环境有关。同时也让我们想起前些年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的事。以宁铂为代表的天才少年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显然与傅斯年分析的社会原因有关。

再如他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写道:他见到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便问对方:“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者也有中国狗?”对方回答说只有外国种,没有中国狗。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方解释说:中国狗虽然比外国狗聪明,嗅觉也很灵敏,但如果“教它做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就)把它的使命丢开了”。由于中国狗“太不专心了,……所以教不成材”,这番话让傅斯年颇有感触。他说,为什么中国狗与中国人如此相似呢?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带,同一个社会,受到同一个环境支配的缘故。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做事手段卑鄙、没有责任心,简直是达到极点了。这显然与长期的专制制度有关。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只需服从、不要负责,就像满街的狗一样,“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他指出,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是斗争过分、手段过度。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把读书当作官场的敲门砖,把做官当作敛财的手段。至于社会进步、民族前途、国家利益,都可以置之脑后。所以他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在这里,傅斯年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负责任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有人做过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公开发表了54篇文章。人们认为,这是他思想最活跃、感情最激进、兴趣最广泛、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其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