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式教育

反思中国式教育

中国式教育可以说是批评式教育。多数老师对学生表扬少、批评多，认为指出其缺点，改正了，就会变得完美。“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自然成了老师和家长恪守的教育信条。老师自己是批评式教育的产物，自然而然地会惯用批评式教育，代代相传，秉承“严师出高徒”的祖训，批评也便成了教育的传家宝。不可否认，批评式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成功者，可是这种教育是不是最好的教育，需要教育者认真对待和反思。

老师对学生“恨铁不成钢”，帮其找出“短板”，促其把短板接长，盛水多了，水平自然就高了。这思路有一定道理，但是往往很困难。让刘翔打篮球吧，多练弹跳，弥补个子不高的缺陷，赶不上乔丹，也能比肩姚明;让姚明练跨栏吧，多练攻摆，弥补了灵活性差的缺陷，超不过罗伯斯，也能追上刘翔。让黄蓉练降龙十八掌吧，克服掉心眼儿太多的缺点，一根筋地练，打不过萧峰，也能战平郭靖;让郭靖练奇门遁甲吧，改掉心眼儿太少的缺点，反复修炼，斗不过黄药师，也能超过黄蓉。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人的能力不像水桶，而像山，有山麓、山坡和山顶，珠峰高不在其山麓和山坡高而在其山顶高。山顶高了，相邻的山体自然就高了。人也如此，某领域特别突出了，相近领域的水平也会高。但正如珠峰也有山麓一样，人也有弱项。钱学森会造导弹，但不会种地，推算出“一公顷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30万千克谷子”无可厚非;牛顿是个天才，但不是全才，研究科学几十年后却说只不过是“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我很欣赏埃利斯评价美国开国元勋时说的一句话: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

人无完人，不要希望孩子和学生成为完人，那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通过爬树的能力来衡量一条鱼的能力，那么它将会一生都认定自己是愚蠢的。”我们经常训练一条鱼爬树，想让它什么都会，上天入地样样行。动物具有多样性，会飞的、会游的、会爬的、会跑的，会什么的都有;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有黑的，什么颜色都有;会吼的、会叫的、会鸣的、会唱的，什么声音都有。每种动物不一样，动物园才有看头，如果所有动物都是全能的，都是一种颜色、一个叫声，那肯定不好看，让你去动物园，你肯定不去。植物有多样性，开花的、结果的，长藤的、长干的，阔叶的、针叶的，五彩纷呈、形状各异才让我们流连忘返。如果植物都一个样，长得都像麦子，你天天看年年看，保准烦死你。人也一样，如果大家长相一样、秉性一样、爱好一样、谈吐一样，像批量生产的机器人，你愿意吗?反正我不愿意。芸芸众生，秉性不同、形态各异，世界才精彩。

我们经常嫌鱼爬树爬得不好、嫌鸟游泳游得不行。怎么看也觉得学生有缺点，不指出缺点是不负责任，指出缺点会闹得不高兴，老师绷着脸，学生撅着嘴。不光老师批评，学生还要自我批评，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如果不断发现优势，天天夸鱼游得好、鸟飞得高，老师和学生都幸福。但老师放不开，怕把学生宠坏了，“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其实教育者应该这样想:“上房揭瓦”是学生身手敏捷和好奇心使然，是身体优势、智力优势和思维优势;如果人的一生中没有经历过“上房揭瓦”的调皮，那只能说明这个孩子太蔫了，未必是好学生。大多科学家从小就爱“拆”，拆家里的灯，拆家里的表，见什么拆什么，在拆中释放天性，在拆中培养兴趣。如果一个人从小连拆都不会，就不要指望其创新了。我看了在“神舟十号”上的太空授课。当王亚平问宇航员如何称体重时，中学生们回答得不好，除了戥子、天平、电子秤外，便没有了思路。看完很压抑，心想等这些孩子长大了，能实现中国创造吗?

中国的教育真的出了问题。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喜欢中规中矩的学生，喜欢回答问题能答到点儿上的学生。靠这些人创新有点儿难。老师不喜欢学生成“刺儿头”，不喜欢学生钻牛角尖，不喜欢学生刨根问底儿，不喜欢学生问刁钻问题，不喜欢的多了。“淘小子是好的，淘闺女是巧的”这句古话不灵了，无数次的考试已经把学生束缚得没有了任何棱角，一切思维变成了标准答案式的。教育现状如此，老师也无奈。老师像个花工，你冒尖我就剪，你吐芽我就掰。学生从小到大按着师长的意图成长，按答案所指向的一样思考。所以，孩子成了父母的翻版，学生变成老师的拷贝。我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循规蹈矩、言听计从的公民。老子早在《道德经》里就讲:“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可是没有引起后人足够的警觉。人们习惯说老师是园丁，这里面充满了赞赏，可是也隐藏了多少的讽刺。园丁，树随它的意愿长，花按它的意愿开。每每想到园丁，我便想到《病梅馆记》。经常听到家长抱怨，孩子不听话。其实我们应该庆幸孩子不听话，如果孩子处处都按家长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那就完了，孩子永远超越不了家长，后辈永远超越不了前辈，社会就不会进步。

追随师祖的足迹，就知道我们的根儿上就这样。孔子3岁时父亲死了，母子流落异乡，生活清贫(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7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这个半大孩子开始闯世界，想当官，希望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愿望，处处求职，俨然成了“面霸”，可是总不得志。无奈之下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情绪不好，郁郁寡欢，常发牢骚，感叹自己是能看不能吃的匏瓜。孔子从小没有完整的家，所以他希望自己的私学像个温馨的家，他是家长，为像他一样没有安全感的弟子们提供庇护。这个家长不好当，大多学生是成年人，思想混乱，要把大家凝聚起来不容易，就得弟子言听计从，要求弟子们“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少说话，话多的没好人。喜欢颜回，因为听话，“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所以处处夸颜回，“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嫌子路顶嘴，就骂“恶夫佞者”，意思是我讨厌你这种狡辩的人。看不上宰予，因为宰予总和孔子争论，孔子很生气，就挖苦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话多狠啊。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就是约束自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复礼，就是每件事都要都归于“礼”，否则是礼崩乐坏。这样培养出来的能不是书呆子吗?张扬个性，那还了得，保准爱尅。少年狂，礼教严，这必然是一对矛盾，所以中国的教育中批评便成了最常用的办法。教育发展到今天，尽管不断提倡赏识式教育，但要改变两千多年的传承尚需时日。

我们总相信“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缺乏对学生的表扬，怕一表扬就会骄傲。一名同学平时在班里总是排在十来名，有一次考了第二名，很高兴，等着表扬呢，可是老师却说:这是侥幸，还得努力，看第一名多优秀，学习勤奋、方法好，多向人家学习。这名同学很受打击，认为老师看不上他，也认为自己的学习方法真的不太好。再一次考试时考了第十名，老师又跟他说:你就是不行，上次考好是侥幸。这名同学从此再也没有考过前几名。我知道老师在鞭策学生，可是奋蹄的马儿没有被赏点儿料豆，却挨了一鞭子。咱能这样鞭策吗?

我们的思维中有着强烈的二元模式。孔子是二元思维的忠实拥趸者，他的眼中不是君子就是小人，没有第三者，所以总在要求弟子做君子不做小人。其实，人总是时而君子时而小人。万代师表是二元思维，历朝历代的文人自然也是二元思维。我们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想不按二元思维都难。小时候看电影，对其中的人物一定要判断出其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生活中的人往往分不出好人和坏人，每个人既是好人也是坏人，有些事做得好有些事做得不好。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始皇帝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都不好说，说书唱戏的把他们描写成了十足的坏人，可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功有过，但功远远大于过。根据时代和作者需要，总要给他们一个定位:好人抑或坏人，忠臣抑或奸臣，革命抑或反革命，“左倾”抑或右倾，鹰派抑或鸽派，朋友抑或敌人。这种思维是典型的二元思维，我们经常问小孩:爸爸帅不帅，妈妈好看不好看，在学校表现好不好等。其实这些都是二元思维。按着我们的思维习惯，学习只有好和不好两种，第一名是好的，其他的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老师经常督促不是第一名的同学要追赶，而缺乏了对大家的表扬。这怪不得老师，是我们的思维习惯出了问题。史冬鹏很优秀，但有了刘翔，他就成了杨健说的那个“不合格的对手”。其实也不怪杨健，骨子里的二元思维决定了他的认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是第一名，就是失败者。我们做老师的，尽可能地破除二元思维，发现每个学生的优势，并不吝惜溢美之词表扬，让他们充满自信和快乐。教育的责任是让每个学生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

最近看了中央电视台一期节目《是真的吗》，主持人拿了一个iPad和几个纸杯，问如何放大iPad的音量。一位观众上台尝试，他把纸杯的底挖了用手捏着套在iPad的喇叭处，有一定的效果，但主持人却总是挖苦他的做法不好，最后她在纸杯壁靠近底部开了一道缝，套在iPad上，开始讲解她的方法好。其实这两种方法基本一样，只是主持人的方法更为完善。如果主持人表扬观众的做法，然后共同完善，可能效果更好。我们的老师和这位主持人一样，常常拿学生做铺垫，让学生“出丑”，进而反衬自己的做法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少了对他人的赏识。赏识，不妨先从赞美和夸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