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制度框架

法律和制度框架

过去十年中，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两个基本”的目标，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为此，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不断提高。自从2000年以来，专门针对儿童早期教育的新规定和新指导方针在不断增加。

中国的儿童早期教育政策受法律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全国性规定指导。省级人大和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通过具体的规定来监督和落实。表1.1概述了与全国以及云南省与学前教育活动相关的主要法律和法规。

表1.1　有关学前教育的部分法律和规定

（续表）

[1]　2010年修订版目前正在审查中。原版本出版于1997年。

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颁布的《教育法》和《教师法》系统地为教育管理和教师的法律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些法律从广义上说也是执行的指导方针和规定的基础。2002年为了对公共教育服务进行补充，第九次全国人大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从而在法律上对私立教育机构的办学活动进行了界定。加上国务院2004年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这些文件为民间—政府合作以实现教育效果和效率的最大化铺平了道路。

1989年出台的《教育部幼儿园管理条例》和1996年出台的《教育部幼儿园办学原则》是有关幼儿园管理和办学活动的首批全国性法律文件。这些规定确立了幼儿园管理、基本活动、安全以及健康和卫生、人员组织、课程、家庭社区和财务的具体规范与标准。

21世纪初，由于85%的中国人口达到了“两个基本”的要求，因此非义务的学前教育受到空前重视。自2001年以来，颁布的有关幼儿园管理和教师资格的全国性规定数量不断增加，以便对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实施进行指导^[1]。然而，直到21世纪头十年的末期，在全国都实现了“两个基本”（包括于2009年实现“两个基本”的云南省）的情况下，国家和各省对早期儿童发展与教育新的支持才越来越兴盛。有关儿童发展和学前教育的彼此加强并互为参照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得以引入：

·《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了扩大学前教育的目标，并期望将学前教育问题纳入今后十年的城市规划。

·《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就如何扩大学前教育，包括提高教师质量、确保各级政府的预算拨款和指导政府各部门间开展合作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进一步详细阐明了旨在扩大学前教育的政策干预以及扩大学前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包括政府规划过程、私立部分对补充公共教育体系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覆盖的理想状态、为入园提供资金的授权以及不同地区的发展的灵活性。

要将这些指导方针变成行动，国务院下属的教育部以及云南省政府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地区性目标和实施计划。

·《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概述了学前教育阶段在社会和认知的各个方面儿童发展的具体目标，为幼儿园教育、督导和评估提供指导。

·《教育部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就督导与评估学前教育方面的管理、方法和可靠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在1987年版的基础上更新的《教育部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对各类已有和新建幼儿园的教师、保育员和园长的数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云南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制定了该地区的教育目标，并承认当前农村幼儿园供应和需求的挑战、重申了学前教育作为省政府今后十年的一个工作重点的重要性，并公布预算拨款要“每年大幅增加”以支持扩大学前教育。

·《云南省学前教育条例》是自1993年以来最新颁布的关于学前教育行政管理的详细的省级规定，该条例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能结构、设施的地点及管理、儿童照顾的原则、教育及教师培训、对私立幼儿园和农村人口进行支持的措施进行了简要的描述。

这些措施和规划明白地显示出，中国特别是云南学前教育的新时代来临。云南有着数量最多的低于国家贫困线的县^[2]，还集中了最多的少数民族。该省的目标是打破贫困循环、提升社会和谐和提高未来的竞争力。在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几年里，国家拨了20亿元人民币（合3.28亿美元）资金给中西部省份以支持其学前教育扩大试点项目^[3]（其中云南省获得3亿元）。2011年，根据“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央预算前所未有地拨出500亿元（合82亿美元）以支持扩大学前教育。到2013年，除了2亿元的云南省政府特别拨款，云南还花费了17.4亿元支持幼儿园建设、民间参与、教师培训和贫困家庭补贴。

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该指南对儿童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描述并建议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方面进行教育干预。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制定一部具体的儿童早期教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