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第一节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在现代西方心理学流派中，精神分析学派是最重视游戏问题的一个派别。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们，或多或少地都论述了儿童的游戏问题。20世纪40年代到50、60年代，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在儿童游戏研究领域中占统治地位。

一、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理论基础

与传统心理学不同，精神分析学派把无意识现象和内容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意识又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前意识是指人们能够从无意识中回忆起来的经验，处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潜意识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包括原始的本能冲动以及与本能冲动有关的欲望。

（一）本能论

弗洛伊德认为，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在驱力。在早期，弗洛伊德把本能分为性本能和自我本能。性本能是人的行为的内在潜力，这种本能促使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满足。自我本能则是害怕危险，保护自我不受伤害。后来，他又将本能分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由于人有两种本能，人的行为又受本能的支配，所以行为有两个原则，即“惟乐原则”和“现实原则”。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一切生物生存的基础都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原始的本能冲动以及与本能冲动有关的欲望，这种冲动和欲望在动物界可以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人类社会，由于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不允许这些潜意识里的原始欲望和冲动随意地表现出来，而是受到压抑。当这种压抑一旦形成，它就会不自觉地寻找出路，如梦、幻想、口误等都是潜意识的泄漏。但是当这种压抑积聚得太多，又找不到适宜的发泄途径，就会造成心理失常，产生精神病。由于儿童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不能听任儿童为所欲为，以满足他们的内在需要，从而内心产生压抑或抑郁，容易导致儿童的自私、爱捣乱、发脾气等各种不良行为。因此，人需要为这些受压抑的冲动和欲望找到出路，他需要一个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自由、自主的个人天地或领域，以解决矛盾和冲突。他们认为游戏是表现受压抑冲动的最好途径，因为游戏远离了现实，是一个完全受控于自己的天地。所以，儿童就要在游戏中发泄情感，减少忧虑，发展自我力量，以应付现实环境，补偿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欲望和需要，从而得到身心的愉快和发展。可见，儿童可以通过游戏解决内心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因此，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又称发泄论或补偿论。

（二）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说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又称“伊特”，是由一切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冲动所组成的，它们不懂得什么逻辑、道德，而只受“惟乐原则”的支配，盲目地追求满足。与“本我”相对立的是“超我”，是人格中最文明的部分，它代表着“我们意识的要求”，反映着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标准，是受“理想原则”的支配。正是“超我”才使人离开了动物界。“本我”和“超我”的要求是对立的、矛盾的，因此需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平衡机制，这就是“自我”。“自我”是现实化了的本能，是在现实的反复教训之下，从“本我”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由于现实的陶冶，变得渐识时务，不再受“惟乐原则”的支配去盲目地追求满足，而是在“现实原则”的指导下，既要获得满足，又要避免痛苦。在弗洛伊德看来，婴儿是完全受“本我”支配的，随着经验的积累，“自我”和“超我”才一起得到发展。个体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确立和形成“自我”，这是人格成熟或健全的要求。“自我”是调节和平衡“本我”和“超我”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中间过渡地带或缓冲区。

（三）焦虑论与自我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焦虑最早来自于婴儿在出生时与母体的分离。出生前，婴儿作为胎儿受到母体的保护。出生后，婴儿对内部的及外在的刺激毫无准备，因此就有一种对危险无能为力的弥漫性感觉，弗洛伊德把这种体验称为出生创伤。伴随着这种创伤出现的体验就是焦虑在婴儿以后的发展中，他还要遇到许多无法应付的情形，凡是可能使他陷入无能为力状态的情况，都将触发焦虑发出信号。为了减轻焦虑，自我可能采用正常和理性的方法来控制危险，解决问题，也可能采用否认现实甚至歪曲现实的非理性方法即自我防御机制。

二、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一）弗洛伊德关于游戏的理论

精神分析学派关于游戏的理论源自弗洛伊德（S．Freud）的思想。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奠定了他游戏学说的基础。

1．游戏是“自我”调节“本我”与“超我”矛盾的机制，是儿童人格完善的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本我”和“超我”的对立是逐步达到平衡的。儿童期的行为更多地受“本我”支配，他们盲目地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而置社会准则于不顾，其活动主要受“惟乐原则”支配。成人又总是以社会准则去要求和控制他，使儿童在现实中常常受到挫折。那么，儿童的这种调节“本我”和“超我”矛盾的平衡机制如何实现呢？弗洛伊德认为，是游戏，即儿童的自我获得是在游戏中实现的。在他看来，现实是游戏的对立面。他在区分游戏时，不是看这一活动是不是严肃的，而是看这一活动是不是真实的。正是因为游戏与现实的分离才使儿童避免了现实的约束，在游戏这一安全的氛围里，允许自我自由地调节“本我”和“超我”的要求，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

2．游戏可以满足儿童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是受“惟乐原则”的驱使

弗洛伊德认为，过去的游戏理论都力图发现引起儿童游戏的动机，但是它们都没有把“经济的”动机，即由于游戏而能获得愉快放在突出的地位。驱使儿童去游戏的，不是别的，正是心理生活的“惟乐原则”。“惟乐原则”在儿童的游戏中，表现为游戏能够满足儿童的愿望，掌握创伤事件和使受压抑的敌意冲动得到发泄。

首先，游戏满足儿童想做大人的愿望。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游戏使儿童避免了现实的紧张感和约束感，所以为儿童发泄那些在现实中不被允许的冲动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在整个儿童期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愿望就是快快长大成人，做大人所能做的事情。因此，儿童在游戏中模仿成人的活动，通过对成人活动的模仿和以成人的角色自居，就可以使儿童的这种愿望得到满足。例如，小孩玩骑马的游戏，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对成人骑马活动的观察，或听过有关骑马的故事。所以，儿童游戏的素材有许多是取自于现实生活的，是与儿童自己的生活体验有关的。儿童在游戏中尽情地发挥想象，模仿大人的举止行为，扮演所向往的角色，从而使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在游戏中得到补偿。

其次，游戏帮助儿童掌握（或控制）现实中的创伤性事件（traumatic events）。游戏并非总是和愉快的体验联系在一起的，不愉快的体验也往往成为游戏的主题。例如医生给孩子看病，给他打针或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医生的这些动作使孩子感到疼痛，这是一种可怕的、不愉快的体验。在现实中，孩子常常会把这种痛苦的体验变成游戏，把医生对他所做的，同样施加到他的小伙伴或玩具娃娃身上。儿童之所以要在游戏中重复这种不愉快的体验，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强迫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现象，即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某种不愉快的紧张状态引起的，但是这种事件的发展方向是要达到使紧张状态消除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游戏中儿童给玩具娃娃打针是为了克服他自己打针时的紧张。强迫重复是一种心理机制，他能使人应付各种创伤性事件。对成人来说，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就足以对付各种事件。但对儿童来说，由于其自我结构还不完善，心理的防御机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不能有效地抵御外界环境的伤害，所以，许多事情是儿童在当时无法忍受的，“自我”往往被现实所挫败。“自我”要奋力去掌握环境，使不可忍受的事情变为可以忍受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现事件，重新体验。只有通过强迫重复，才能逐渐掌握创伤性事件。因而，强迫重复在童年期更为普遍，并明显地表现在儿童的游戏中。强迫重复现象实际是“惟乐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医生给孩子看病的情境中，医生或其他成人是主动的，而孩子则是被动的“受害者”。这种不愉快的体验充斥于孩子的心理空间，使他紧张、焦虑、愤怒。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无从发泄，无法对医生施加报复，于是，他把这种体验变成游戏。在游戏中通过对第三者（伙伴或玩具）的伤害，把这种不愉快的体验转嫁到了别人身上。在游戏中，使自己从这种体验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体验的主动执行者，使自己想成为大人的（医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从中获得了愉快。

所以，在弗洛伊德看来，游戏能够满足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能够使他逃避现实的强制和约束，为发泄受压抑的、不能为社会所允许的冲动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也为儿童战胜现实，从被动的牺牲品转变为对环境或事件的积极主动的掌握者提供了途径。

（二）佩勒（Peller）的游戏理论

1．角色动机说

传统心理学认为，儿童扮演角色是由模仿的本能所决定的。弗洛伊德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没有必要假设存在着这种特殊的“模仿本能”。如果没有情感驱力，也就没有模仿。儿童在游戏中模仿谁，扮演什么角色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是依据某种原则做出的。佩勒系统分析了儿童在游戏中经常扮演的角色以及支配这种扮演的动机，使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具体化。

佩勒发现，儿童的许多游戏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情绪原因。儿童对角色的选择和扮演，是基于爱戴、尊敬、羡慕，或者妒忌、愤怒，甚至是畏惧和敌视等情感因素。通过模仿他们所爱戴、尊敬的人（往往是成人），就使儿童想象成人一样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通过模仿诸如坏蛋、大灰狼、大老虎等使他们恐惧或害怕的人或动物，孩子可以征服恐惧；通过模仿那些“低于他们身份”的角色如小婴儿、动物、小丑等，使他们能够在安全的气氛中做平时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掩饰自己的错误和过失。例如，孩子趴在地上当小狗，蜷缩着身子当小娃娃，根源在于“成人世界”对于孩子的压迫。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人格中的“超我”部分从父母和教师那里获得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孩子为了取悦父母和教师，就必须照这些规范与准则去行事；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按照父母、教师的期望，尽快地放弃婴儿时期受“本我”支配的快乐。于是，儿童通过声明“这不是我，它是一只小狗”，就可以使自己享受在地上爬、滚、嗅、弄脏自己的乐趣。通过宣告“我现在是小娃娃”，儿童就可以退回到婴儿时代，吮手指，要人抱，撒娇，重享不能再直接得到的儿时的快乐。

总之，角色选择完全处于内部动机，即受情绪的驱使，模仿自己爱戴的人，可以实现成为这样的人的愿望；模仿自己畏惧的人，可以控制焦虑和创伤；模仿低于自己身份的人，以享受被现实排斥的稚趣。

2．游戏的发展阶段

佩勒还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儿童的游戏结构随心理性欲阶段的发展而变化。他把心理性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由于每一阶段的矛盾冲突不同，游戏内容也不同：

第一阶段，孩子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与机体有关的挫折方面，这种焦虑在游戏中表现为独自玩，往往是玩弄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

第二阶段（前恋母阶段），孩子的焦虑主要是失去母亲—食物来源的潜在焦虑。这一阶段，孩子开始与母亲游戏，游戏的主题是“我能够做那些妈妈对我做的事情”。

第三阶段（恋母冲突阶段），孩子在游戏中扮演成人的角色，试图补偿他们无法与成人相匹敌的无能的地位。

第四阶段（后恋母阶段），孩子通过与伙伴共同参与规则游戏，并通过严格认真地执行游戏规则，从而从外部的“超我”形象中获得了独立。这种规则游戏的作用在于创造一种自我控制的社会秩序。

佩勒关于儿童角色扮演的动机理论以及儿童游戏结构随心理性欲的发展阶段而变化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弗洛伊德关于游戏的思想，并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学者研究游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蒙尼格的宣泄理论

在传统观念里，“宣泄”（catharsis）的概念是指内部积蓄的情感和精力的释放。但是，在精神分析学派里，“宣泄”一词的含义已经逐渐缩小，专指攻击性行为或敌意的宣泄（hostility catharsis）。

在弗洛伊德关于游戏的论述中，已经含有游戏是敌意或报复冲动的宣泄的思想。蒙尼格（Menninger）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强调了游戏在发泄内在冲动和减轻焦虑方面的益处，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攻击性驱力，这种驱力不断地在寻求表现，游戏是发泄这种攻击性驱力的合法的、为社会所允许的途径。因此，儿童玩攻击性或侵犯性的游戏可以降低攻击性行为。例如，小女孩玩布娃娃，模仿母亲的态度和动作，这是对母亲的一种无意识的攻击，“是我有孩子而不是你有孩子”，或者意味着“妈妈，你不再是我所需要的了，我不用你了”。也就是说，儿童游戏包含着对于成人权威和父母禁令的一种敌意的幻想性反抗的意味。

蒙尼格把攻击性看作是人的本能行为，提倡“性本恶”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反社会的，这样为攻击性行为、暴力行为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把传统的宣泄理论推向了一个极端。为此，激起了一批理论家对游戏宣泄理论的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攻击性游戏实际上会刺激而不是降低后来的攻击性行为。

（三）埃里克森的掌握理论

埃里克森（E．H．Erikon）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如何通过游戏实现正常的自我发展，其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说。他不仅强调游戏可以降低焦虑和达成愿望的补偿性满足，而且把游戏这种作用与人格发展联系起来，突出了游戏在自我发展中的作用。

1．游戏是“自我”的一种机能，可以帮助“自我”对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进行协调与整合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发展是心理性欲（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埃里克森也是从基本的本能冲突开始的，但又超越了这些本能，强调来自社会的要求和“自我”对发展危机的解决。“自我”是处于发展中的人格，它要获得理想的发展，必须成功地协调和整合来自内部的心理性欲的要求和来自外部的社会要求。所以，在人格构成中，“自我”是关键的，也是积极主动的因素。埃里克森认为，游戏可以帮助“自我”对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进行协调和整合，因为游戏创造了一种典型的情景，并从中能重现过去，表现和更新现在，并预期未来，即使原始的本能冲动和社会的规范要求都可实现对时空限制的跨越。所以，游戏作为“自我”积极主动的机能发挥的途径，可以实现身体的过程和社会性的过程的同步并达到人格健全发展的目标。

2．由于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儿童游戏存在性别差异

埃里克森在研究中发现，男孩和女孩的游戏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游戏材料的使用方面，男孩子喜欢用积木建构笔直向上的建筑物，如楼房、塔等；女孩子则往往不用或很少用积木，只是用家具等来布置室内情景。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微观的空间结构上的差异，与男女孩子在性器官形态上的差异有关。在游戏的内容方面，女孩子的游戏内容反映的是有关家庭生活内部的情况，如烧水、做饭、照顾孩子等；男孩子则倾向于反映户外活动、建造和军旅等内容。他认为，前一种差异来自生物性因素的影响，后一种差异是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反映了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的孩子的不同的要求和期待。

3．游戏调节了人格发展的阶段冲突，并掌握冲突中的情感危机

埃里克森把人格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见表2—1），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任务，如果发展任务解决得好，就形成理想的人格；解决得不好，则形成与理想人格相反的另一种人格。每一阶段的发展任务都表现为有一对主要矛盾（“本我”和“超我”的冲突）需要解决。在青春期之前的几个阶段上，主要通过游戏来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并控制矛盾所导致的伤害。所以，游戏帮助儿童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

（1）第一阶段，婴儿期（0～1．5岁）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口唇期，此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建立基本的信任感而克服不信任感，体验着希望的实现。埃里克森认为，良好的母子关系是产生信任感的基础。游戏对于良好的母子关系的形成和信任感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在游戏中，婴儿把母亲的品质和母爱加以内化，同时，又把自己的感情投射给母亲。于是，婴儿生命的第一阶段便带有亲子相互调节的社会性的情绪和态度，埃里克森称之为相依性。它是信任感的实质核心，也是推动母亲去积极照料儿童的主要动力。在母婴游戏中，婴儿学会了调节自己的准备状态与母亲的方法相适应，而母亲则在发展和协调自己的给予方法时允许婴儿协调他获取方法。所以，这一阶段的母婴游戏极其重要，在游戏般的亲昵中，传递着爱的信息，使婴儿体验了人生最初的社会性情感。

表2—1　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比较^[1]

（2）第二阶段，儿童早期（1．5～3岁）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肛门期。此阶段的任务是获得自主感而克服羞怯和疑虑，体验意志的实现。在这一阶段，游戏开始在幼儿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游戏给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岛，在游戏中，儿童既有适度的自由又可以在自己制定的内心法则的范围内克服羞怯和疑虑，发展其自主性。

（3）第三阶段，学前期（3～6岁）相当于弗洛伊德的阴茎期。此阶段的发展任务是获取主动感，克服内疚感，体验着目的的实现。游戏在这一阶段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角色游戏或白日梦；二是共同游戏。儿童在游戏中表演出幼儿的矛盾，使危机得以缓和，并使先前遗留下的问题得以解决，游戏在解决各种矛盾中体现出自我治疗和自我教育的作用。所以这一阶段也称为“游戏期”。

（4）第四阶段，学龄期（6～12岁）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伏期。此阶段的发展任务是获得勤奋感而克服自卑感，体验着能力的实现。这一阶段儿童面临具有明确要求和系统内容的学习。他（她）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学习工艺技能，开始感受到幼儿的游戏缺少一种能够制造精美的感觉。因而，更加注重和投入社会性更强的游戏。埃里克森认为，“这个年龄的儿童最喜欢的就是温和但坚定地强迫他们冒点险去发现一个人可以完成他本人再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现那些之所以最富有吸引力的事情，恰恰不是因为它们不是游戏和幻想的产物，而是由于它们是现实的产物。由于它们的实用性和逻辑性，因而这些事物为参加成人的真实世界提供了一种象征意义。”^[2]

（5）第五阶段，青年期（12～18岁）相当于弗洛伊德的生殖器期。此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和防止同一性混乱，体验着忠诚的实现。这一阶段儿童一方面感觉到性成熟的压力而产生焦虑，另一方面也感觉到来自社会文化的要求，即建立与性别相适应的角色行为模式，他（她）必须整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解决同一性危机。在游戏中可以表现自己的焦虑，通过想象的角色扮演使它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逐渐习得的角色内化为自己所拥有的角色及角色技能，从而有助于这一危机的解决和控制。

三、对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评价

精神分析学派作为现代西方主要的心理学流派，其关于游戏的思想观点无论是对于儿童游戏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精神分析学派把对游戏的研究置于个体人格发展的整体背景之中，这对后来的一些游戏研究者是有着重大影响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是建立在其人格结构学说的基础上。特别是，由于精神分析学派考察了儿童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游戏形式背后的情绪情感困惑与危机的主题，所以，其游戏发展阶段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情感为主线的游戏发展理论。这种能够从人格特别是情感性心理的角度来突出不同于成人的儿童游戏研究，打破了传统游戏理论只从纯粹体能因素对儿童与成人游戏进行区别的狭隘思路。另外，从精神分析关于游戏的补偿论或发泄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游戏情感发展价值是十分重视的。这对于后来的游戏研究者也具有重要影响的。

第二，精神分析游戏理论对于游戏对儿童健全人格和心理健康乃至成人生活的重要性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人格及行为矫正技术，特别是游戏治疗理论及方法的研究与应用。精神分析学家在游戏治疗中，首先采用“娃娃游戏”，受此启发，人们开始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前语言儿童人格因素的一种方法而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研究本身又反过来使这种技术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而促进了儿童游戏的研究。在精神分析学派思想影响下的现代游戏治疗中，强调治疗者对待病人的平等兼容的态度，对于成人或教师如何进行儿童心理问题、行为问题的一般教育和指导，也会有观念上启发。

第三，精神分析学派强调早期经验对健康的成年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人们重视儿童早期的发展与教育，重视想象性的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20世纪40～50年代，在托儿所、幼儿园里，重视开展想象性游戏，可以看作是精神分析学派思想的影响。

但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判，主要表现在：首先，精神分析学派充分关注了儿童游戏活动的生物性动机，然而没能重视游戏的社会性以及作为人的游戏者的主动性。尽管新精神分析学派（埃里克森）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游戏发展的影响，但在根本上仍是把来自生理方面的本能力量作为了游戏发生的根本动机。其次，研究方法上富有主观色彩。精神分析学派从研究起源上讲是发端于精神病学，而非学术心理学（academic psychology）。因此，这一学派关于游戏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临床诊断的色彩，表现为在研究方法上以分析游戏个案为主。该学派在对儿童游戏进行分析时需了解游戏者的先前生活经历和情感经验，以透过经过伪装了的、被歪曲了的形式，来洞察游戏者蕴藏于其中的真情实感。面对同一种游戏现象，不同的精神分析学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从而使得该学派游戏理论玄虚而复杂并难免有主观臆断、穿凿附会的成分，也降低了其适用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正如杜·舒尔茨（T．W．Schultz）指出：“精神分析有许多概括和假设，但好像没有什么定理、公设的井然有序的系统，也没有科学理论所需要的那种精确的关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