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的研究领域

1　父母教养的研究领域

有关父母教养的研究，整体来说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父母教养观念(parenting belief)、教养行为(parenting behavior)，以及教养风格(parenting style)。

1.1　教养观念

所谓教养观念，是一种认知，指人们对有关孩子或孩子教养行为所持的价值观、态度、感知、期望或认识等(Goodnow，1995;Holden，1995)。教养观念是一个涉及面较为广泛的概念，根据其不同的目标指向，可以分成三部分:价值观方面的、儿童发展认知方面以及在这些观念指引下父母对孩子的教养目标(期望)。本研究中的父母教养观念主要涉及价值观和教养目标两个领域。

首先，在价值观方面，不同性别的孩子应该具有何种与其性别相一致的行为表现?某种场合下何种行为可以被人所接受?哪种类型的行为是当今社会所赞许的?这类教育观念主要反映父母所处社会背景的时代特色，含有较多的文化成分。

其次，有关儿童发展方面的知识属于认知领域，父母在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分成两类(Miller，1988):一类是有关儿童发展一般阶段性的知识，如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孩子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遗传或环境?环境因素如何作用于儿童的发展?儿童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还是积极的信息建构者?在儿童某种能力的发展中，父母所起的作用如何等;另一类则是有关父母对儿童某种特定能力发展的认识，主要指父母对儿童某种能力发展时间阶段性的认识，如婴儿在几个月开始能够辨清物体、用手探物，或知道了物体的永恒性?新生儿、2岁孩子或6岁儿童其认知能力发展水平如何、有何种限制等。

此外，另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则是父母教养目标，是父母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任务指向(Darling ＆ Steinberg，1993)。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父母的教养目标为其教养行为指定了方向，引导着教养行为的变化及调整(Dix，1992)。

一般而言，教养观念有两个来源(Goodnow，1988):一个是个体的自我建构，通过个体自身的亲身体验及直接经历，在头脑中自发形成有关教养孩子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会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不同;另一个是文化，在家庭教育领域，文化的沉积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以自己的模式塑造着父母的教养观念，使其显示出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父母教养观念，作为反映社会文化特征的一面镜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尊卑有别的文化传统使得父母教养观念也表现出了尊卑等级的特点，如重男轻女，强调父母权威地位(Ho，1986;Wolf，1978)。另一方面，所谓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也使得父母对儿童行为表现的赞成与否呈现出某种固定的模式。然而，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已使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难以适应时代的步伐，在东西方文化逐渐融合、集体主义理念不断衰退的当今中国社会，父母教养观念将会呈现出何种特点?这正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1.2　教养行为

教养行为，作为父母把教养观念付诸实际、帮助孩子达到教养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研究者涉足较多的一个领域。

虽然教养行为同样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早期系列研究(Becker，Peterson，Luria，Shoemaker ＆ Hellmer，1962;Renson，Schaefer， ＆ Levy，1968;Roff，1949;Schaefer，1965)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基本上可以归结到两个维度:一个维度代表着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程度(warmth/acceptance vs hostility/rejection)，另一个维度则代表着父母对孩子的监控程度(restrictive vs permissive)，或者说父母所给孩子的自由度(Maccoby ＆ Martin，1983)。

例如，早期Schaefer(1959)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疼爱对敌意(love vs hostility)和自主对控制(autonomy vs control，cite in Schaefer，1965)。在其后的研究(Renson，Schaefer， ＆ Levy，1968)中，对法国父母进行了CR-PBI(Child's Report of Parent Behavior Inventory，Schaefer，1965)测试，对测试结果的因素分析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主要可分成三个因素，分别为接受对拒绝(acceptance vs rejection)、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以及控制松懈对控制严格(lax control vs firm control)。在另外一项研究(Schwarz，Barton-Henry ＆ Pruzinsky，1985)中，以每个家庭中的四位成员——大学新生及其父母、兄弟姐妹之一——为被试，分别对680名来自170个家庭中的被试进行了CR-PBI测试，对家庭四名成员的各自因素分析再次证明了Acceptance与Control两个维度的存在。

在另一项研究(Becker，Peterson，Luria，Shoemaker ＆ Hellmer，1962)中，采用Sears等人(Sears，Maccoby ＆ Levin，1957)的访谈提纲，对71个家庭父母的教养行为分别进行了访谈，并运用Sears等人(1957)及Fels父母行为量表(Fels Parent Behavior Rating Scales)中的部分题目对访谈结果进行了评定，对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表明，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在所得到的各个因素中，温暖对敌意(warmth vs hostility)都是位于第一的因素，对父母教养行为的解释率最高，另外一个因素——妥协对严格(permissiveness vs restrictiveness)也显示了较好的效果。

在Roe与Siegelman的研究(1963)中，对问卷“Parent-Child Relations Questionnaire”的因素分析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可以分成三个因素，分别为爱—拒绝(Love-Rejecting)、顺其自然—过多要求(Causal-Demanding)，及明显的关注(Overt Concern)。其中前两个因素对父母教养行为显示了较高的解释率，另外，研究者把此结果与其他9个对父母教养行为因素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比较，这9个研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观察研究得到的结果，第二类是对父母访谈得到的结果，第三类则是孩子报告的父母教养行为表现。对比结果表明，除了一个研究之外，虽然命名有所不同，其他8个研究因素分析的结果都明确包含有两个因素:爱—拒绝，顺其自然—过多要求，而这两个因素其实基本上对应着关爱与控制两个维度。由此进一步证明了父母教养行为中这两个维度的普遍性。

此外，对问卷EMBU(Egna Minnern Betraffander Uppfostran，Markus，Lindhout，Boer，Hoogendijk ＆ Arrindell，2003)及PBI(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arker，Tupling ＆ Brown，1979)的因素分析都支持了Warmth与Control两个维度在父母教养行为中的独立存在。

并且，Baumrind(1996)后来对父母教养的维度划分也基本上与上述类似，把父母教养特征分成要求(demandingness)与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

简单地说，对父母教养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对孩子的关爱支持以及对孩子的控制。此外，惩戒(discipine)，作为一种特殊的父母控制行为，是父母对孩子行为进行规范、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构成了教养行为中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域，因此，本研究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当代中国父母的教养行为表现。

1.2.1　关爱与支持

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涉及许多方面，诸如对孩子的反应性和敏感性，慈爱的表达以及活动卷入等(Maccoby，1984)，一般来说，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基本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物质层面的关爱主要指对孩子生理方面的关注及支持(如对孩子吃、穿等方面的投入)，以及物质需要的满足，而精神层面上的关爱则主要指对孩子心理动态及成长的关注和支持，如对孩子情绪变化方面的知觉及心理困扰的疏导等。

1.2.2　控制

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教养行为构成，包括注意和追踪孩子的行踪、活动以及适应情况(Dishion ＆ McMahon，1998)。根据控制点的不同，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对孩子心理的控制及对孩子行为方面的控制。

所谓心理控制，是一种有潜在危险的控制形式，这种控制通过一系列行为，如对亲子纽带的控制和操纵(如说不再爱孩子或引起孩子的内疚感)、对孩子慈爱的消极表达和批评(如失望和羞辱)、对个体的过分控制(如占有欲和保护欲)，进而抑制或干扰儿童的心理发展(Barber，1996)。行为控制，则指父母对儿童外在行为的规范、操纵以及管理(Barber，1996)。

研究(Barber，Olsen ＆ Shagle，1994)发现，父母不同的控制方式对儿童发展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控制可以预测儿童发展中的内化问题，如沮丧、退缩等，而对孩子行为方面的控制则对儿童发展中的外化问题，如攻击性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1.2.3　惩戒

所谓惩戒，指父母面对孩子的错误行为所采取的行为及措施，以达到使孩子以后不再出现类似行为的目的。Becker(1964，cite in Barber，1996)认为，惩戒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以爱为导向的负向心理惩戒方式(诸如引起孩子自尊心受伤、内疚感，表达对孩子的失望，威胁说不再喜欢孩子、孤立孩子、羞辱孩子之类的行为)、以爱为导向的正向惩戒方式(如赞扬和讲道理)以及强制性的惩戒方式(如体罚、冲孩子大声喊叫、强制性命令、言语威胁等)。

惩戒的最终目的是把父母认为正确的观念及行为方式内化为儿童自身价值、行为体系的一部分。惩戒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有赖于儿童能否准确地感知父母所要传达的信息，以及儿童对这些信息采取接受或拒绝的态度。如果儿童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惩戒行为是理所应当且恰如其分的，从内心赞同父母的观点，并且觉得自己的这些感受是自愿的，这种条件下孩子接受父母通过惩戒行为所要传达信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Grusec ＆ Goodnow，1994)。

1.3　教养风格

所谓教养风格，指父母对孩子态度的集合体，其提供了一种情感的氛围，父母教养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便在此氛围背景下产生(Darling ＆ Steinberg，1993;Grusec，1997)。

父母教养风格是研究者涉足较多的一个领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研究者(Maccoby ＆ Martin，1983)通常以父母的反应性(responsiveness)/关爱(warmth)和要求(demandingness)/控制(control)两个维度为标准，把父母教养风格分成四种类型:民主型(高反应/关爱，高要求/控制)、专制型(低反应/关爱，高要求/控制)、溺爱型(高反应/关爱，低要求/控制)和忽视型(低反应/关爱，低要求/控制)。后来的研究者(Steinberg，Mounts，Lamborn ＆ Dornbusch，1991)又把自主允许度这一变量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运用于父母教养风格的研究之中。所谓自主允许度，是指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所采用非强制性手段、民主式的惩戒及在家庭中鼓励孩子表达自我的程度。其实这一维度更适合于用来区分民主与专制两种父母教养风格。在对父母教养风格的研究中，一般都支持民主型的作风为最理想的教养风格，而忽视型的教养风格对儿童的发展最为不利。

1.4　三者间的关系

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教养风格，作为父母教养领域研究中的不同侧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部分，三者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Darling和Steinberg(1993)提出了一个模型来阐述这三个变量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教养目标的指引下，父母采取一定的教养行为或手段，这些教养行为与手段则进而作用于儿童的发展状况;其次，父母的教养目标也决定了其采取的教养风格，而父母教养风格则作为一种背景，通过其与教养目标间的关系，或者以儿童接受社会化作用的意愿为中介，间接地作用于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此外，教养目标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教养目标进行不同的分类，如根据时间性可以把目标分为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早期的研究(Kuczynski，1984)发现目标设置的期限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教养目标较为长远的父母，在与孩子的交往中，往往给予孩子更多的解释和正面评价，这些父母更倾向用关爱和鼓励的方式提高孩子的自我成就感。

在Hastings和Grusec的研究(1998)中，根据父母侧重点的不同，把教养目标分为三种:以父母需要为中心、以儿童需要为中心及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结果也发现教养目标与教养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以父母需要为中心的父母倾向于采用更多的强硬手段，而较少采用讲道理(reason)的方式教育孩子，并且对孩子也较少表现出温暖和关注;侧重于人际关系的父母则对孩子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关爱，对孩子表现的支配行为最少;侧重于儿童需要的父母在对孩子的教养中也尽量避免采用支配行为，倾向于以讲道理的方式教育孩子，并对孩子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控制。

此外，父母的教养观念中的价值取向也与其教养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2岁左右儿童父母的追踪研究(Kochanska，1990)表明，母亲早期的教养意向可以预测其两年后的教养行为。那些早期赞同专制型教养态度的父母，在孩子四五岁时，对孩子的行为仍表现出更多的控制和干涉，而那些早期认同民主型态度的父母，两年以后在对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往往避免对孩子行为进行限制，倾向于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空间。早期的研究(Kochanska，Kuczynski ＆ Radke-Yarrow，1989)也发现了母亲自我报告的教养观念与其教养行为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此外，Conger等人(1984)的研究表明，母亲的专制型教养观念会对母亲教养行为的感情色彩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介变量使得生活压力作用于母亲的教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