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历史沿革

一、韩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历史沿革

(一)战后恢复时期的道德教育

韩国在1945年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后，深受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美军在韩国实行了3年的“美军政”。美军政时期是韩国自由民主主义的引入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道德教育也是以为民主主义的建立和奠定基础为特征的。在学校中，道德教育也不再是独立的一门学科，而是学校所有课程的一门基础学科。随着西方其他教育思想的更加深入，韩国教育家提出了一个模糊的设想，即道德教育应该渗透到整个学校课程中去。不幸的是，这种积极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是，在这一时期道德教育的三个特色就是“反日”、“反共”教育和道义教育。

1945年9月22日韩国第一次发布的初等学校教科目编制及时间分配中有公民课。公民课是替代日本殖民地时期的修身课而设立的，目的在于培养新时代的民主公民。1946年公民课改编为社会生活课。社会生活课是以前的公民、历史和地理课综合而成的一门课程。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公民和战时生活读本课来进行的，其目的都是开展反日教育，重塑韩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主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树立民族自豪感，并批判日本的一切民族抹杀政策，激励全体人民为建设一个新国家而奋斗。

由于不断地受到朝鲜入侵的威胁，韩国在1955年南北战争后，对全体国民片面地提出了“反共”教育，在第一次推行的中小学课程改革中，制定了以“反共”教育为核心的教育内容。特别把中小学校的道德教育作为推行反共教育的重要科目，其目标主要针对朝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1年2月26日韩国政府制定了《战时教育特别措施要纲》，强调了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义教育和国际教育。所谓道义教育，实际就是以儒家“三常五纲”伦理观念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灌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德准则。因此，1956年文教部制定了《道义教育要项》，指出道义教育的目标和道德生活领域是统一的。

(二)经济起飞时期的道德教育

1961年，朴正熙执政后，在1962年到1979年之间先后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三个“五年计划”，并于1962年提出了“出口立国”的口号，开始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增长。随着韩国外向型经济开发战略的发展，经济不断增长，为了能尽快培养出适应外向型经济开发战略的需要和开放时期的需要，韩国学校德育教育也相继推行新的改革，使之进入了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德育时期。

1963年2月，韩国文教部制定并公布了国民学校课程改革方案，德育科开设“反共·道德生活”课程，目的在于“发扬国民精神，加强反共意识”，并要求在特别注意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的同时，要求在所有教学科目中，贯穿反共教育内容。1968年，又开设了国民伦理课，作为高中生的共同课。1973年2月14日，文教部第310号中施行了中小学课程第三次改革方案，调整中小学德育课程，在中小学和初中设置道德课，每周两学时;在高中，把作为共同课开设的国民伦理课的学分数，由4个学分增加到6个学分。同时，对国民伦理课和道德课的教学内容作了很大的调整，重点放在如何加强国民伦理教育;在大学里也开设了国民伦理教育课，并把该课列为共同课。

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发展”，强化青少年和整个社会的国民精神教育，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以朴正熙为首的韩国政府于1968年12月5日公布了《国民教育宪章》。这个宪章的宗旨是“协助所有人完善个人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参加建设国家及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格”。该宪章从身体健康、爱国精神、民族精神及贡献精神等出发规定了德育教育的七个具体目标，目的是教育青少年学生和全体国民，使他们自觉树立起“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的理想，确立新国民伦理观”。韩国中小学校以此为指导，对全体学生进行国民精神教育，努力培养学生尊重历史与传统的态度和创造进取的民族精神与竞争意识。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多次对农村建设和工作提出要求。为此，韩国总统朴正熙深知，要建设农村，缩短城乡差距，就要进行国民思想教育。因此，朴正熙努力去挖掘和发现一个进行国民教育的最佳载体——新村运动。1970年4月，朴正熙在全国地方长官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美化村庄运动，即新村运动，并于1971年9月，正式概括出“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精神。此后，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由农民扩大到全民，将教育内容由农业知识扩大到精神教育，深入到韩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小学校也根据新村教育的特点，在德育课上传播美化生活、保护环境、尊老爱幼、遵守秩序的精神。在周末，汉城学生也在教师的带领下来到公共场所及汉江边，以实际行动开展保护环境运动。

(三)经济转轨时期的道德教育

经过60～70年代的快速发展，韩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并基本建立起自立的经济体制。这一时期，韩国的国民伦理教育更加具体化，并向国民精神教育阶段发展。为了加强国民精神教育，政府强调把国民精神教育贯穿在所有课程之中和寓于一切教育活动之中，并先后对道德课和国民伦理课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补充，进一步强化了国民精神教育。继1987年教育改革审议会提出十大教改措施后，1988年又拟定了“21世纪的教改方案”。该方案十分重视国民精神教育，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在学生中进行正确处理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关系的教育，树立“国家兴旺是我发展根本”的大局观念;在处世问题上，要学会尊重他人和与人合作，从而达到和睦相处，杜绝暴力行为等;在青少年中推行儒家哲学，宣扬效忠精神，规范学生的行为举止。

由此可见，战后韩国的道德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恢复、改革到发展的过程。这一历史历程是与经济发展和时代特点相适应的历史历程，是吸收东西方德育理论和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历程，同样也是努力创建韩国学校德育特色的历史历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行列。究其原因，除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50年代建立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60年代朴正熙政权的权威主义经济政策，70年代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发展背后更深刻原因的全民教育，特别是在教育中重视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思想道德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人才。因此，韩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教育的成功，也反映出该国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等精神层面的状态。韩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教育，具体表现如下:

1.教育经费——全社会共同奉献

韩国之所以能在教育上实现飞跃，得益于从中央政府到百姓家庭同心协力的经济支援。韩国学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国立和公立学校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办学。韩国的教育财政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学生交纳的各种费用及家长交纳的育成会和期成会会费，学校法人和社会的捐助。其中，私人投资的比重占一半左右。在韩国，私立学校作为社会办学的具体形式，与政府办学相结合，也是韩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2.教师地位——全民族全社会尊师重教

韩国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建立了一整套幼儿、小学、中学师资的培养和训练制度，以保证各级各类教育具备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国家培养中学师资的教育机构有两种:综合大学里的师范大学和专业大学里的师范系。有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韩国的学校教育不仅对培养现代化所需要的中高级科技人才和训练有素的劳动者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总体文化素质。在韩国，教师的工资待遇较高。教授在全民族心目中相当于当今中国的“学者型领导”，有双重崇拜价值(既佩服他的学问，又羡慕他的权位)。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与教授同行，要落后一段距离，据说是不能踩教授的身影;教授到自习室里，学生要全体起立示礼。在大多数国民的择业或择偶标准中，教师往往是首选的职业。

3.基础教育——以学生为中心

为了培养出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自律的、富于创造性的韩国人，韩国进行了7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最后确定的基础教育课程的要求是:以教育课程为中心，以教育需求者(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课程所追求的培养人才的标准是:①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追求个性的人;②以基本能力为基础，发挥创造力的人;③以良好的教养为基础，发挥创造力的人;④在对韩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的人;⑤以民主市民意识为基础，为共同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强调“创造力”和“为集体做贡献”互为表里，是一种很好的素质教育。

4.家庭教育——父母与子女“一心一体”

韩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和中国一样，以父母为经济中心支持子女上学。韩国的家庭是保持韩民族优秀传统的堡垒。在父母和子女的感情关系上，韩国也和中国一样，子女18岁还和父母亲密无间。在孩子上学后，大多数父母(尤其是母亲)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子女的培养上，这些和西方大不相同。在韩国教育投资的构成中，由学生父母承担的“私人教育基金”在教育投资总额中占一半。因此，韩国的父母和子女在教育与成才问题上是“一心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