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能力如何保护我们

延迟能力如何保护我们

在杰拉尔丁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不久后，我便和她以及学生们开始了一系列长期的合作研究，主要研究自控力如何让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的人克服那些缺点，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首先提出的最基本问题有：延迟满足能力对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人群是否有实际效果？同样是注意力控制技巧，让小孩子克服母亲短暂离开的伤心和小朋友为得到更多的棉花糖而等待等这些能力是否能够同样作用于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人的身上，是否能让他们冷静下来，而不再因为妻子在自己说话时看了眼报纸头条而非自己就大发雷霆？为什么在那些对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总是疑神疑鬼、过于不安的人身上，人际关系敏感度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奥泽拉姆·艾杜克（当时她曾与我和杰拉尔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一起学习）再一次试图从我之前于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里对学龄前儿童的长期研究中找到答案。她的研究发现，在27～32岁这个年龄阶段，那些曾经在棉花糖实验中无法延迟满足的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人拥有较低的自我尊重、自我价值认知和应对能力。这些人接受的教育水平相对更低，对香烟和可卡因的依赖性更强，在婚姻上也多是以失败告终。而另一方面，尽管同样是这一年龄阶段的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人，与延迟满足能力较低的人相比，那些在学龄前延迟满足能力相对较高的人更可能抵抗人际关系高度敏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对自己遭受排挤的长期焦虑并没有让他们的人生走向悲剧。

2008年，由同样的研究人员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同样由奥泽拉姆领头），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人群中出现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概率更大，而这种人格障碍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会扩大原本极小的问题和争执，也会将争执等视为人身攻击，并会因此做出于人于己都可能产生恶劣影响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拥有较强的自控力，有些人尽管在人际关系上具有过敏性特征，但却能避免出现上面类似的后果，同时也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学龄前儿童的后续调查以及另外两个新的测试样本（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生样本，另一个是该地区的成年人样本）中也同样证实了以上发现的正确性。总而言之，尽管有些人属于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但若拥有极好的自控力，也能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表现得和那些人际关系低敏感型的人一样好。当这些人在社交中遇到潜在的被排挤或拒绝的可能时，他们能够运用自控力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做出过激行为，不至于毁掉一段人际关系。

当学龄前儿童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表现和他们未来生活的联系变得更加清楚、更加广泛时，我就更想知道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做的一系列实验是否会过于主观，实验针对的地域和阶层是否过于狭隘，我们得出的结论能否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成立。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需要到一个无论从地理学角度还是人口统计学角度都尽可能远离斯坦福大学的学校去验证我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