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孩子

棕黑、暗红，一条条刷过画布——深浓的色彩和抽象的形状游进焦距，笔触厚重。到现在，安琪拉已经画了五个小时没歇气。她发泄着，黑杆的笔刷像一团影子。清晨三点，房子像墓穴般沉寂，只有貂毛笔在画布上发出空洞的沙沙声，仿佛是有人在呼吸。学校才刚开学——今年要毕业了——可是她已经像期末考试那个星期一样，感到无比巨大的压力。只有画画能解压，使她的手不抖，眼泪不掉下来。她已经在画第二幅。

安琪拉后退一步，凝神望向画架。再多点红，她想。她挤出一坨血色的丙烯酸涂料在调色盘上，掺进白色和一丝蓝色。然后闭上眼睛，一道深深的皱纹划过她苍白的额头，不听话的几绺深色头发罩在额上。母亲的话还在耳边萦绕，一句句刺痛着本已有的心灵伤口：“你不想上大学吗？上个好大学？”

主题总是一成不变。安琪拉听了好几年，都可以背了：她是在自毁一生。她做的选择很糟，追求的目标不正确。艺术应该是爱好，仅此而已。父母则认为这是走实际路线的时候，不是投身艺术的时候。你想当穷人吗？在街角、在以物易物的市集卖画？像那些白痴，拿着黑丝绒布的猫王画像，以乞讨为生？你这辈子必须做点东西，当个医生、律师、工程师，从事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那才有出息。就更别提那个男孩，少跟他在一起！

安琪拉想要大声回吼两句，这种时候她脑子里总是想着两句话：我居然这么让人看不起，我简直使自己作呕！但没那么做——她做不出来。

实际上，安琪拉历来是个好女孩，勤奋、有礼貌、听话，她不作弊、不喝酒，痛恨毒品，甚至连约会都不去，至少不去她许多朋友所定义的那种约会。而且，直到去年左右，她总是接受所有父母对她未来的安排，毫不犹豫，连眼都不眨一下，乖乖加入了从她四岁刚学会认字就开始了的升学的长途行军。

为了让她有资格进惠尼中学，父母举家搬来这个地区，然后在二年级时，把她转到一家私立小学，安琪拉从来没有透露自己多痛恨这些改变。八岁的时候，家人要送她去课后补习班，她说好。还有上了十二年的钢琴课、十年的小提琴（她最喜欢的乐器）、八年的中文学校——没有一点怨言。她以偏执的决心读书，大多数晚上要花四小时做功课（连周末也一样）。夏天，她眼看着朋友出门去海边晒太阳，而自己则缩在SAT补习班的日光灯下（一期1500块，保证增加60分，否则退费），要不然就围着计划、读书清单、数学营、科学营、志愿者服务转——却从来没有艺术、体育或其他非学科的活动。那些有什么用？爸妈早就决定了，她的梦中第一志愿应该是不亚于常春藤盟校的斯坦福大学，因为他们有个当医生的侄女是在那里读的大学，安琪拉也接受了，即使并没有人问过她的梦想学校。

而与此同时，恐惧悄悄在噬咬着安琪拉，或许她根本不是块读斯坦福或常春藤盟校的料，说不定她并不想成为那块料。即使私自承认这点，也觉得是亵渎神圣：告诉父母，那更是门儿都没有。但是迹象似乎很明显，至少在她的眼中如此：她认为自己得的许多B和偶尔几个C是平庸的成绩，特别是以惠尼中学的标准来说。几乎在当地任何其他学校，她都会名列前茅，但她一点也不会因此而觉得安慰；只有在惠尼中学，她才会不前不后陷在中游：那里的学生有半数在小学就被判定“天资聪颖”，而且她选的课难得超乎寻常。父母说她不够努力，她很少反驳这些论调。每一个负面评论，每一个批评，她都放在心里，默默沉思。她还记得九年级历史老师那次不经意的一句评语，那次测验她拿了个B-：“你到底想不想进大学？”安琪拉冷不防被猛打了一记，之前她心里一直在痛苦挣扎，到底要不要告诉老师，考最高分的同学里，有几个人就在她跟前作的弊。安琪拉完全可以加入他们，互换答案，可是她不那么做，而且，在老师说出那句伤人的话之前，她已经决定不提作弊的事。毫无疑问，五分钟过后，老师就会忘了那句话。可对于安琪拉，即使是四年以后，她一闭上眼睛，似乎还是可以听见那句话，一切仿佛昨天才发生，还可以看见老师穿一身紫色的衣服，配上相衬的靴子，足以影响她未来的一切。她知道这十分可笑，然而在某个令人沮丧的层面，她完全相信那是真的，而且被父母翻来覆去的老话不断强化：“你究竟想不想上大学？上个好大学？”在惠尼中学，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流逝，随着毕业和大学申请日益临近，她变得越来越退缩，话越来越少。

然后，十年级时，她上了第一堂美术课。一个逐渐变得局促不安、沉默寡言、将情绪深埋心底的女孩，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声音。一张张脸从她的画板里跃出，巨大的花朵绽开，仿佛不属于尘世。她画同学的画像跟真人没有两样，不只抓住了五官，还画出了神韵，戏谑的、嘲讽的、傲慢的和悲伤的。起初，美术课的黛比老师差点没有收她，因为等到她鼓足勇气询问的时候，每节美术基础班都额满了。可是这个女孩脆弱的决心中仿佛有点什么东西——还有遭到拒绝时那一脸的绝望伤心——说服了老师，黛比老师决定给她一个挑战这门课的机会，只要她能够通过一项震撼的考验，表现出足够的技巧和未经训练的天赋，就允许她直接上较高级的课程。安琪拉整晚没睡，精细地画了一幅牙膏管的铅笔素描，表现出挤扁的金属上每一个边、每一道压痕、每一条纹路，然后羞怯地交给黛比老师。她的天赋和潜力立刻在美术老师眼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黛比老师以前也有学生挑战成功过，但安琪拉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上过任何美术课而马上赢得她的赞许的学生。

那一年，安琪拉的进步让老师非常惊讶，她作画的速度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那些彩画和铅笔画早就成形，一直在等待时机从她笔下蹦出。安琪拉的创作还延伸到工艺品上，她把从旧货店买来的人家不要的椅子，涂上油彩，加上针织，做成与众不同的样子，然后以几百美元的价格销售。她的朋友活着是为了逛商店、买衣服，可是安琪拉却宁可穿简单的牛仔裤，或是自己做的裙子、衬衣，省下钱去逛她心目中的购物圣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家艺术用品店转悠，手上提着装得满满的篮子。十一年级快结束时，黛比老师开始跟安琪拉讨论申请设有重点艺术科系的大学，或是申请艺术专门学校的可能性。“你有这个天分，”老师这么告诉她，“而且这是你所热爱的。”心情好的时候，安琪拉让自己相信她已经找到了定位，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只不过她父母亲根本不听这套。他们责怪安琪拉，责怪美术老师，责怪自己的精心筹划、自己的克勤克俭、自己的希望就要毁在一些灰笔和几管颜料上面。即使安琪拉在培养对艺术新兴趣的同时，把自己所有其他的课业成绩都提高了，他们仍难消心头之怒。黛比老师尝试过跟他们沟通，希望他们能为女儿的天资感到高兴。“才两年，她已经成为绝对最杰出的两三个学生之一，”老师兴奋地赞扬道，“几乎没有一家艺术学校会不收她。”可是没有用。最奇怪的是，安琪拉的父亲自己就是艺术家，是个石版画家，可是这点反而成了他反对安琪拉选择艺术道路的理由。石版画是一门行将消亡的艺术——石版画家好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电脑软件几分钟便能模仿得惟妙惟肖，石版和油铅笔因此快要被人淡忘了。随着工作减少，他的怨气增加。“你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告诉女儿。

当安琪拉向父母宣布她要一架缝纫机做工艺品时，事情的发展跌到谷底。她存了几个月的钱，还把给五六年级学生教小提琴课赚来的报酬累积起来，四处寻找她要的款式，终于发现了一台噪声极小的瑞士造的缝纫机。她全凭一己之力办了这件事，颇感自豪。但是父母气得不得了：在美国出生、美国化的安琪拉完全没有想到，缝纫机这个主意，触动了父母心中根深蒂固的恐惧。她的父母双亲是来自台湾的移民，虽然两人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才，但他们周围一起长大的人却没那么幸运。缝纫机唤起了原始恐惧，这恐惧源自于对血汗工厂、成衣制造区以及老妇人千疮百孔、布满伤疤的手的回忆。“你何不干脆退学算了，”她的母亲绝望之下说道，“去当一个缝衣服的！”缝衣服的这个词像咀咒般从母亲口中吐出来。

因此安琪拉在这儿作画，熬了一整晚没睡，开学才第一个月，她已经在承受各方压力的煎熬。她选了很重的学科课程，以满足父母——四门高级选修课和荣誉课——而且她发誓今年一定要拿到那个遥远、缥缈的4.0平均成绩。同时，今年她是美术老师的助理，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待在美术教室。而且，她在不惊动别人的状况下，悄悄搜集斯坦福以外、父母认可的候补名单以外的大学资料，包括芝加哥、帕萨迪纳的艺术学校、东海岸一家宗教学校、附近橘郡一家私立大学。现在，离寄出那些大学申请信的时间还有两个月。她有六到八个星期的时间，去说服父母放弃他们十八年的梦，反过来接受她的梦。对于即将来临的这一年，她本来就既期待又害怕，现在，觉得自己仿佛被丢进新兵训练营。

“我担心她，”第二天早上黛比老师说，她看着苍白的安琪拉扛着画布进教室，驼着背，一脸疲惫，“我担心她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做，不知道她吃不吃得消。”

黛比老师记得以前有个学生，很有绘画天分，得到一家著名艺术学校的入学许可，但是父母坚持要他去读医学预科。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时间，几乎相当于这个学生的一生，他们的雄心壮志不容改变，非要儿子替他们实现不可。因此他顺从了，但是很不快乐，功课也很平庸，转而向酒精及其他药物寻求解脱，最后终于退了学，再也没拿到学位。还有一个帮派家庭出身的男孩，开着保时捷跑车上学，每到周末就消失在拉斯维加斯。他只希望能有学习艺术的自由，但是被迫去准备读法律，因为他是家业继承人。还有，就在去年，黛比老师的另一个优秀学生塞西莉亚，做梦都想着今后从事动画工作，结果她和家人为了学习方向大吵了一架，争吵以“哐当”一声结束——她的作品辑被扔到街上，摊了满地，任凭汽车辗过。五个小时以后，她才获准捡回来。还好塞西莉亚的作品没有什么大损害，然而她难过的是这个举动的象征意义。“这些孩子跟我说的故事，有些会听得你毛骨悚然，”黛比老师说，目光随着安琪拉移动，“这个房间是他们的避难所……但是一天只有一小时。”

当天早上的英文文学课，安娜老师发给大家一份模拟试卷，测验一个人的文学性格，看看大家的人生态度是受到浪漫主义还是古典主义的世界观支配。照理说，这是一些非正式的、有点娱乐性质的选择题，用来介绍两种极端不同的文学传统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可是第一题就不经意地触动了青少年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核心，正好说中了安琪拉目前面临的困境，仿佛题目就是为她出，专门考她一个人的：“当情况变糟，你感到生气、困惑，通常你的结论会是什么？”标准的浪漫主义答案是“该死的命运”！但是，安琪拉坐在那儿瞪着答案半天，然后选择了古典主义的回答：“大概是我的错。”

◆ 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

哪一样更重要，学习还是成绩？哇……很难说。我虽然很想表现得像个好学的人，回答说，“学习更重要，这还用说吗！”不过我要说真话。即使学习非常重要没错，而且随着生命的成长，学习终究会帮上你的忙，但在今天，没有成绩，你这辈子就寸步难行。因此，成绩也许更重要。假如爱因斯坦活在当代，凭着他成绩单上的一堆C和F，要找到一份工作，也会不容易。谁的平均分数高到不能再高，谁就有“才华”。一个人可以又聪明又有才华，像是……喔……例如是，嗳，一个真正聪明又有才华的人（嗄……脑子失灵了……对不起），要是一个外交家没有说明他有博士、硕士学位，他的谋生方式永远也出不了煎汉堡之类的工作，或者自己开公司，勇敢地当自己的老板。不幸的是，后者需要资本，我们再也不会听说，哪个快乐有钱的天才是没有高中文凭的。

我希望学到很多东西，也尽量努力确保除了考好考试，也能够做到这点。可是，如果一定要我在一门容易但却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课程以及一门很难但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的课程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猜我宁可上前者，轻松拿A，而不愿意选择后者，费尽力气也会不及格，即使可以从中学到再多的东西……那种事会在成绩单上留下烙印。不管你其他科目表现多好，或者你因此学到很多东西……人家会坚持瞪着你的成绩单看，然后把你当一个序列号收进档案柜去。成绩单不会告诉你学习的过程有多艰难，也不会显示你流了多少血汗在作文和数学上，才会得到那样的成绩，它只显示出最后的结果，其实那也是今天所有的人都会在乎的。

这种想法在大学里大概也不会减弱，更有可能的是，会变本加厉……每个人都想得第一，可是他们必须（而且愿意）爬过高高叠起的书本，经历过许多次失败后才能得到第一。现在工作机会太少，我听说过找事有多难……而且因为很难，大家再也顾不了别人，只管顾好自己。伯克利的工程师就是好例子：我妈跟我说，她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她生病时，同学都不肯告诉她有什么作业，因为他们怕她超过他们，学习成绩赶到前面。如果课上有指定阅读的参考书，便会有几个人抢先借走，然后再也不还，他们宁可赔昂贵的罚金。我第一个反应是，老兄，真是不要命了，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时，会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是的，说来难过，我要选成绩不选学习。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塞西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