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毛泽东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经常运用数字，而“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他提出来的。

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评为1000年来“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100件大事之一。

1933年10月蒋介石以100万的兵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在前四次战役中，毛泽东采取运动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1934年10月10日晚6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领导人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瑞金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而开始了闻名中外的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渡过24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长征是一次“可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史诗”。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20世纪80年代重访长征路，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说，“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说起“长征”的概念，它有一个演进的过程。

其实一开始并不叫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西征”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

1935年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描述的是“一万八千里”；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描述的是“二万余里”。

而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则是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吴起镇（今吴旗县）对国民党军骑兵进行“切尾巴”反击战的第三天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提出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进驻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正当中央红军离开甘肃进入陕北之际，蒋介石即电令宁夏马鸿逵：“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随即调集了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1个骑兵团，毛炳文军的第八师、第二十四师，东北军骑兵第三师两个骑兵团、第六师3个骑兵团，先后于甘肃省何连湾集中，协同尾追红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作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为了保护苏区人民不受追敌的侵害，立即部署了“切尾巴”战斗，决心将尾追之敌歼灭在苏区以外。

这场战斗从10月21日7时打响，到9时多结束，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师的两个骑兵团，第六师的1个骑兵团，击溃第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和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毙、伤、俘1600余人，缴获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战马1600余匹。至此，红军切断了长征中的“尾巴”，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10月23日上午，陕甘支队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从瑞金算起，我们共走了12个月零2天，共367天。算起来，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接着，他又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司令部所载日记计算，我们已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随后，在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抵达象鼻湾，对随行的军委直属部队讲话也提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11省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地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

此后，“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而闻名中外。

“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只是个数据，但是，无论是对于共产党自身力量的解读，还是对未来国家治理的期许，它都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递出很多的信息。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数”的“偏好”，体现的是一个战略家的视野和素质。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诸多著名论断，解放战争中指挥的诸多著名战役，都是建立在对敌我力量的数据分析基础上的。档案资料显示，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同样是基于一组数字。不过，他了解的中共真正具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四五十万人，正是基于此，他才提出了三个月消灭中共的狂妄计划。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一筹的是，不在地盘上或空间上计较数量得失，而是在军队人数上注重力量增减，他明确要求中共军队每个月至少消灭国民党五个旅的有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国共之间的较量，是一种“数”的较量，谁对“数”有更精确的了解，谁更能抓住各种“数”，谁就能取得胜利。

日前，一些军事专家正在从数学的维度和全新的视角阐释毛泽东军事思想，通过建立“战争循环因果序列”“战策循环因果序列”和“战争成本收益分析”三大数学模型重新分析、计算和解释历史上我军大量实际战例。并以此为基础，将毛泽东军事思想系统数学化和公理化，这是对以前对其理论总结仅仅限于经验性规律的一个重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