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科”的国民思维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传统的文化不但影响了数学的发展，反过来，数学发展的颓势也影响了民族的习惯和偏好。

在中国古代，唐诗、宋词、散文等脍炙人口的经典绵延千年，传唱至今朗朗上口，经久不衰，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却鲜为人知。可以说这种观念上的褊狭或多或少还在今天留有痕迹。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大师在人们的心中竖起了一座座丰碑，影响并引领几代人，我们是在他们那些不朽的作品激励下成长起来的。但是，我们却不知这些有影响的大师们多数都在数学成绩面前面临“尴尬”的境地。当然，这些并不是“诋毁”大师的形象，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数学的漠视的程度。

我们先说说朱自清，他是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朱自清这个名字是他在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的，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16年朱自清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为零分。

罗家伦，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一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1917年罗家伦参加北大招生考试，胡适在阅卷时看到了罗家伦的作文试卷，非常兴奋，他对蔡元培校长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学校考试委员会查看了这位考生的成绩单，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平平。对于罗家伦的录取与否，考试委员会的委员们争议很大，最后，蔡元培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他。11年后，31岁的罗家伦执掌了清华大学。

无独有偶，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次年招生考试时，一名考生国文和英文考得非常好，只是数学成绩不及格。他亲自把这位考生叫到校长室谈话，之后特准其入学。这位考生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1929年钱钟书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仅考了15分，其总分在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排在第57位。但是，他的英语和国文考试都是第一名，因而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了钱钟书。

吴晗，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31年，吴晗先是考北大，但是未被北大录取。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又考了100分，数学依然是零分。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后来，他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

现代诗人臧克家是闻一多的学生，1930年参加青岛国立大学招生考试，数学是零分。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臧克家把两题都做了。其中第二篇文章只有3句话，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破例给了他98分的高分。虽然数学考试成绩为零，但在闻一多的坚持下青岛大学文学院还是破格录取了他。

此外，钱文忠教授在撰写《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时，知道季老小时候学习严重偏科。他先是问季老本人当年高考时数学考了多少，季老只说“很低的”，其他并不多言。钱文忠查了清华大学的档案，发现季老数学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

当然，天下人才多偏才，爱因斯坦的语言课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这里并不是“贬低”和“诋毁”这些值得全民族骄傲的大师，而是以此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习惯和行为偏好。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写意和系统思维，而西方文化则更多地强调细节和数据。

因为，数学影响着一个人的人格结构，人格结构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定式，所以，人格结构也决定了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对数学的淡漠也使得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表现出对精确的漠视。

比如，在年龄的计算方法上，这种不确定性是很明显的。自古以来，中国人惯于以“十”为年龄计算单位，所以年龄总是含含糊糊的。我们习惯根据一个人的属相来得知一个非常模糊的岁数，很难做到精确。

再比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并非要求十分精确，因而我们的时间观念是比较淡薄的。我国古人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计时工具，比如日晷、圭表、漏、刻、沙漏等。日晷本义是指太阳的影子，它是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又称“日规”。圭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作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作圭。圭表测定正午的日影长度以定二十四节气的圭表日影长度。但是，日晷和圭表一旦遇到阴雨天或黑夜便失了作用，于是一种白天黑夜都能计时的水钟便应运而生。这就是漏刻，漏是指漏壶：刻指刻箭。箭，是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因漏刻冬天水易结冰，所以明代时发明了“五轮沙漏”，用流沙驱动漏刻。

从计时的方法来看，也体现了对时间的毫不在意。中国人的一天只有十二个时辰，而这些时辰的叫法完全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有区间的概念，即每个时辰只是一天中的十二分之一。比如，“晌午”指早上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在这段时间内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用“晌午”来表示，并非某个时间点。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称呼中的“日出”和“日落”是最为普遍、最精确的时间概念。夜里的时间通常是用“打更”来划分的，同样很模糊。

钟表的使用，不只是让人们计时而已，更让人们习惯以一种精准、序列的方式来认知时间，来认识世界。中国人有能力去追求精确，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甚至可以做得更好。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人的精确素质是严重缺失的。究其原因就是缺失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对数学公式的研习而获得的数据文化，而精确性既是数学公式的绝对要求，也是数据文化内涵与外延。

1788年，美国开国元勋、首任总统华盛顿曾经这样描述数学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可缺少数字的科学，对数学真理的追踪可以训练推理的方法和正确性，这是一项有益的活动，尤其适合理性的人类。”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也建议，所有的小学，除了教授阅读、写作外，还应该开设数学课。他还说：“数学的推理和演绎，是人了解深奥法则的有益准备。”在这些建国者的推动下，1802年，数学已经正式成为哈佛大学入学考试的内容，数学教育也很快在这个新生国家普及。

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数学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数学家、数学历史学家张奠宙先生认为：由古希腊衍生而来的西方民主政治，有力地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在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主要是帮助君王统治臣民、管理国家，以是否有利于君王的统治为依归，其工作内容包括丈量田亩、兴修水利、分配劳力、计算税收、运输粮食等实用的目标。因此，从文化意义上看，中国数学可以说是“管理数学”和“木匠数学”。

在人类文明中，数学如果脱离其丰富的文化基础，就会简化成一些技巧，如果数学仅仅是一种描述世界的工具，是远远不够的。数学是一种文化，数学是理解世界工具，数学是一种意识，数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个体来说，整体认识数学全貌及其全过程，具备准确到位的数的意识，从而增强人们的数感以及应用意识与推理能力，这正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思维、数据文化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