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是“道”的形式

“道”与“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这两个词语背后蕴含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

那么，何谓道器？《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注重意会、直觉等非逻辑思维方式，常常给后来者理解与诠释造成困惑。于是才有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大道无形”，才有“道可道，非常道”。所谓道，就是规律，是道义、是战略、是文化；所谓器，就是器物，是手段、是技术、是工具。

宇宙间“数”的流动，蕴含了“道”的运动，“道”就在“数”的运动之中。所以，我们要注重以道驭器，超越实用理性，谋求以器解道、以器弘道、以器兴道。

数的功能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而数据的范畴又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广得多。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获得和利用数据的水平，反映的就是那个时代文明的水平，因为，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科学实践的过程，以及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行为，都是数据运动的过程。

当人类感觉仅以自身现有的经验去认识事物、改造世界已力不从心，必须通过客观知识补充能量时，新的认识工具就会应运而生，但是，数据永远是这些认识工具的符号。

在原始社会，人类经历了一段用实物帮助记忆的漫长时期，结绳记事就是人类社会在原始阶段信息存储的基本方式，是数据积累、运用的初始阶段。

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法，按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数据存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和国外的一些民族至今仍有采用结绳法来帮助记忆事情（特别是生活中与数有关的事）的习惯。实际上，到了近现代，在有些闭塞的、尚没有文字的民族地区，仍有用结绳记事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就有数来记录其活动的痕迹。随着数据的累积，人们便从数的运动中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今天的大数据并不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所不同的是数据的容积不同，存储、记忆、解析的手段不同。

在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庄子·（胠）箧篇》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所以说，运用数据治理国家并不是今天的专利，在上古时代，人类就把“数”的功能运用到国家的治理过程之中。

许慎认为，在汉字产生之前，曾有过一些过渡阶段。起初是庖牺（伏羲）氏创作八卦符号用来表示“宪象”即反映客观世界，其后有神农氏结绳记事，由于“结绳”而产生的数据不能适应日益繁多的事务，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书契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督察。

我们知道，人类发展到大数据就是在存储、记忆的基础上，能够解析数据背后的相关关系，从而预测未来趋势和走向。在人类的早期，结绳的方法就是数据运用的方法，不同的数据代表不同的含义。据郑玄《周易注》说：“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人，我国的藏族、哈尼族、独龙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而古代南美洲秘鲁的印第安那里古代结绳的一些情形也是如此：用一根木棒，棒上拴着长长短短的像缨子一样的绳子，然后，在绳子上面打着许多绳结头。绳结头离棒越近，代表所指的事情越紧要、越急迫，需要引起重视。除了事情重要性之外，绳结的颜色还代表其性质，比如黑色的绳结表示死亡；白色的绳结表示银子或平安、和平；红色的绳结表示战争；黄色的绳结表示金子；绿色的绳结表示谷类，等等。如果结上完全没有染色，就是代表数目：单结是“十”，双结是“百”，三结是“千”。他们是通过绳结的大小和多少来计算数量、判定事态的。

尽管结绳的用途多种多样，但一般都与数有关，如五斗米，打五个结，七尺布，打七个结；之后，数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进而又表示事物的性质，如记米用禾茎作绳，记布用麻缕作绳。远古的时候，酋长管理部落事务，人们进行交易，都会发生数量关系，所以用结绳帮助记忆，可以避免造成错误和产生纠纷。

人类发展到了今天，不同的数可以记录和代表不同的信息。但在人类的早期，绳结的可区别性很低，一般只能用绳结的大小来标记大事或小事，像秘鲁土著人用不同颜色的绳结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绳结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存储功能是很弱的。

到了农耕文明的时代，人们由“结绳记事”迈进了经验社会的时代，先前的很多生产、生活经验，比如什么时候要开始播种，什么时候可以收获，常常就是从“数据”中总结出来的。

数字是一种符号，是原始信息，它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为适应其需要在某些特定形式的帮助下产生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数字是用来表达数目和次序的文字符号，然而，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数字还被烙上深深的文化烙印。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性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我们生活在数字之中，但是，数据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人类活动走过的痕迹，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精确的事实。人类是在生活、生产的活动中都在探源身边数据的奥秘，不断探索解析数据的密码，以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无论是今天人类的发展，还是未来人类的追求，数据都是重要的驱动力。

中国是一个对于“数”的概念非常重视的国度，对于“数”的重视使得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夏商时代中国即创造和使用了十进位制。在传说中，有“黄帝为法，数有十等”的记载。在《尚书》中，每见“亿兆”“兆民”等词。在甲骨文中，也有个位、百位、千位的记录。按照李约瑟的说法，我们比“印度数字”早了2000多年。

“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和《道德经》等经典作品予以运用，来诠释和总结出人类的大智慧。

比如《孙子算经》中说：“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意思是说，宇宙间的一切都是可以算出来的，可见万物都与数是相关联的。

再如，《周易》中蕴含着宝贵的“取象运数”的思想方法，它是在广泛汇集自然现象的基础之上，运用数字及其变化来进行计算和推测的，这是人类把朴素唯物论的观察方法与包含主观想象色彩的数字方法相结合的最初尝试。《周易》思想体系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把事物的变化限定在能够把握的数字所有可能的组合之中，从而利用数字间的内在规律对事物的运行进行规范和预测，以把握事物的未来。《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是宇宙的六十四个密码，它就是用数字来代表的。

另外，到了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诸子百家的经典运用“数”与“数字”来诠释自己的哲学观和宇宙观更是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不断总结和完善了中国政治哲学，集先贤智慧之大成，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伦理道德、社会治理、政治哲学和治国理政等领域，赋予“数”与“数字”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新境界。董仲舒运用以数诠经、以数解人、以数释天、以数统政等，不但赋予哲学以新的意涵，而且，在挖掘“数”中隐匿的相关联的关系过程中发展了中国的政治哲学。虽然，董仲舒在“数”与“数字”的诠释过程中，从维护封建统治目的出发，有些论述和观点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是，他通过“数”与“数字”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却是独辟蹊径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天干地支，它在大的方面可以表现天象、人类社会的规律，小的方面可以体现人体的或具体事物的细微变化规律。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地支合在一起就是六十花甲。它把宇宙时间的循环周期在地球人类社会反映的特征体现了出来，其中，不仅仅具体表现为一种时间的记数，其中的时间循环周期规律也一目了然，具有一种可预见性，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周期变化也是可以预见的一样。这是中国古代“数”的一个特征，符合中国古代“数”的所有内涵。

天干地支虽然只有22个字，但对于时间内涵来说，具有完整的体系性和全面性的表现，应该认为是一种时间记数和宇宙时间周期规律的体系，而且在宇宙万物的宏观、微观上都有全面完整的表现。所以，天干地支既是一种时间记数方法，又是一种宇宙时间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科学观。

我们再说说五行。它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即“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学说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它在管理学中被广泛应用。五行并不等于“数字”或“数”的本身，但五行蕴含着“数”的内涵，它和数字有相配的关系。五行本身表现宇宙物理的规律，由此说明，宇宙万物有具体的“数”的表现。

无论是天干地支，还是五行，“数”在古代中国有着深厚的内涵，古代先哲把“数”与宇宙的时空相联系，使得人们对宇宙有了更完整的认识。天干地支与五行的配数现象证明，宇宙万物跟“数”是有紧密关系的。同时，也说明在一定层次的宇宙范围内的万物的内涵，可以表达为“数”或者用“数”来表达，这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理念是十分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