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的古老纪律（古代的招待餐标准）

对于公款吃喝的现象，因为立场不同，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些官员抱着无所谓和侥幸的心理认为，他们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仍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屡禁不止，这似乎已成了中国特有的积重难返的痼疾。

这股不正之风，造成每年数千亿的浪费，不仅“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指责，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大。

俗话说，需求决定存在，在古代的官场接待中，很早也就有了公款吃喝的潜规则。

最早的公务接待大概出现在商朝，当时设有“宾”，专管宾客接待。春秋时设“典客”，配以“馆舍”、“驿站”等。可见，驿站是古代政府规定的接待场所。实际操作起来，应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并不局限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

汉代时，有了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官员外出执行公务的时候，一般在驿站接待，接待的标准也都有明确规定。接待时，根据官员的级别，饮食的标准也有不同。级别高一点的可以有酒有肉，而级别低一点的就只有少许肉，而且不能喝酒。在当时来说，这些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

自汉代以来，随着行政机构的扩充，各级公务往来不断增多，也渐渐滋生出公款吃喝的风气。公元4世纪初，当时任职东晋郡主薄的虞预曾发出尖锐的批评，“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也不乏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

不少时候，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带头破坏驿站的接待制度。如明朝正德皇帝的几次南巡，游玩寻乐，耗费巨大，还让沿途的驿站给他准备美女，以方便他随时寻欢作乐。这样奢侈的巡游显然不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必然会导致腐败。高踞社会顶端的皇帝，对物欲的疯狂追求和对驿站制度的破坏，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引发了官场奢侈之风和送礼之风的兴起，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消失殆尽。

讲排场，搞铺张，穷奢极欲，是古代公务接待公款吃喝经常有的现象。

比如，明朝招待官员和吃饭送礼，对基层的地方官来说，一直都是很沉重的负担。海瑞当浙江淳安知县时，有一次，接待总督的公子，用了相当于我们现在150元的标准，结果是公子大怒，把具体招待的衙役给吊了起来。虽然，对于接待的标准，当时的朝廷也有明文规定，但各地基层政府不但不严格执行，反而在相互攀比中不断升高。很多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执行。

当时，明朝的地方官员没有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报销制度，而且，就算是一县之长，忙活一年也只有几十两银子，就是自己不吃饭，也接待不了几次。繁重的公款吃喝和招待费用，地方官就只能自己掏腰包找门路了。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当有高级官员去地方上执行公务时，这些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宁愿敲诈百姓，横征暴敛，也要挖空心思侍候好他们。古代宴请的接待规格并不低于现在的豪华奢侈的“黄金宴”之类，那是官员们有“面子”的象征。比如，兴起于清代乾隆时期的满汉全席，又称“满汉燕翅烧烤席”，对后代影响很是深远，袁枚称它是“官场之菜”，专门用来伺候“上司入境”。

满汉全席用料华贵，菜点繁多，入席品种多达200多种，这种隆重的礼仪被袁枚讥讽为“耳餐”、“目食”。《随园食单》上写，“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慕‘食前方丈’之名，多盘叠碗，是以目食”。随着官场吃喝奢靡之风的盛行，引发了全社会的争相效仿。近几年，在不少地方实行了对村委一级的“零接待”制度，也就是，上级和其他单位到村委这样的基层检查工作时，就餐费用自理。也许，这个方法对刹住公款吃喝的风气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