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闻社的命运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从东京迁往上海，马良、徐佛苏成为政闻社在沪的主要代表。该社在沪召开招待会，宴请沪上学界，阐述政闻社宗旨和成立经过，开始了新一轮的运动。社务迅速发展壮大。

当然，政闻社作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仇视。作为竞争对手，革命派与宪政公会十分嫉妒该社的发展壮大。这些年，革命派不断发动起义，力谋推翻清朝统治，创立民国，不断对立宪派进行挑战。在清廷里，戊戌变法的叛徒袁世凯成了政闻社的最强硬对手。他一边招致人才，一边贿赂清廷实权人物，一切矛头都指向了政闻社。当时清皇族奕劻为清廷实权人物，袁世凯竭尽所能，最终得以成为他的亲信。手握重权后，袁世凯便开始加大打击立宪派在朝官员。同时，他力促张之洞举发“梁党”乱政密谋，奏请慈禧太后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挑衅，政闻社也积极在朝中安置人手，网罗人才，以积极的请愿运动作为回应。

当时，由于国内资产阶级力量的不足和政闻社内部的分歧，政闻社中有一部分人提倡缓进，认为“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 ，反对因思想急躁而过于激进。他们主张，现阶段应该从创办实业、培养人才入手，“以启发人民民治权力思想，固顺导之而以为力”，不能像戊戌变法一样，“虽有旋干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麦孟华、侯延爽等人则强烈反对这种缓进之说。

在当时，像中国这样封建势力仍很顽固的国家，似乎更需要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由君主立宪制度走向近代民主政体。梁启超就曾设想，由刚从封建君主脱胎出来的皇帝担任国家元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形成一个对国民负责的国家。而在当时，梁启超、马良、徐佛苏等政闻社领导人认为，革命共和派的一连串起义，逼得他们不得不设法参议政权，因此，主张以“速开国会”以控制政府的激进方式挽救国家危机成为了政闻社的主流思想。

1908年初，政闻社联合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湖南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团体，组成国会期成会，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请愿签名运动，很快掀起了全国性的请愿浪潮。7月，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不久，政闻社打电报给直属军机处领导负责推行预备立宪的宪政编查馆，要求在三年内召开国会。到了8月，请愿运动进一步高涨，各省代表纷纷抵达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但在运动形势迅猛发展的对面，是清王朝顽固势力的极力诬蔑和抵制。

六七月间，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速开国会，斥责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随后陈即被革职查办。这一事件成为政闻社被禁的导火索。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

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乱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陈景仁案发生后，政闻社内部开始有了解散组织的主张，梁启超等人商讨补救之法，力图阻止悲剧的发生。随着清廷上谕的颁布，政闻社面临着结束它短暂生命的阴霾，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刊载查禁政闻社原因说：

七月十七日上谕查禁政闻社，严拿社伙，闻其原因系陈景仁等斥革于式枚一电，某邸颇滋不悦，随分电各省调查该社内容。数日前已得某省电复，有立社处所甚多，社伙甚众，且有要犯混迹其中，故当日召见时面奏情形，随下严行禁止，饬属拿办之渝。

清廷的严厉打击使得政闻社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狭小，社员中主张解散的火苗遂成勃发之势。梁启超独木难支，不得不采用妥协措施，“拟解散之公告”，以“形式上之解散”加固“精神上之结合”，为立宪运动保存实力，以图他日之用。

政闻社被迫解散后，梁启超退居于“双涛园”，与海涛共舞，向松涛倾诉，压力、委屈一股脑地侵袭过来。清廷的腐朽黑暗令人压抑，当看到“政府压抑舆论”为各国宪政萌芽时代的共同特点时，他心中的郁结有所化解。梁启超不觉为之精神一振，重生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决定在逆流高涨时，埋头著作，在理论上进一步作好准备，养晦以待时。

读古人之书，觅哲思之理，颇有所得。思索之余，梁启超深感自己“泛滥涉猎，无一专精”，故决心“尽除好博之病”，专攻几科。其时梁启超已有三儿二女，家庭开销日益增加，他不得不依靠友人接济。生活贫苦，事业不尽人意，梁启超自然意识到经济的重要。对拿破仑的“金钱决定战争”理念也深表赞同。于是，他决定先专攻法学与生计学，著写了一系列财政经济论文，如《时政原理》《论各国干涉中国生计之危机》《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外债评议》等。梁启超逐渐成长为中国财政界的“理财专家”“扶大厦将倾之栋梁”。

虽然梁启超等被迫解散了政闻社，立宪活动也陷入了低谷，但来势汹汹的群众请愿和起义运动仍继续推动着预备立宪的进程。在政闻社被查封的两周后，即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资政大臣奕劻、溥伦等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在时间上，共限九年筹备完成。随后奏谕颁发《钦定宪法大纲》，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的体制，规定臣民在法律范围内的各种权利，这是一个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方案。随后，《咨议局章程》《议员选举章程》公布，规定在其后的两年内设立咨议局、资政院。立宪派似乎取得了初步胜利，特别是清政府颁布的立宪方案，基本上都是梁启超立宪思想的翻版，宪政编查馆“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多求梁先生代筹代庖”。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15日崩逝。三岁的溥仪继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清廷中央发生了重大人事变更。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了积极倒袁行动，他们列数袁世凯罪状，上书摄政王，请求以国法论处。一系列活动将袁世凯逼上了悬崖，最后在庆亲王奕劻的庇护下，袁才得以免官回乡，保住了性命。

慈禧太后的死，袁世凯的罢黜，自然让梁启超振奋不已。维新立宪的最大障碍不复存在，梁启超沉闷已久的心跃跃欲试，伺机重登政治舞台。他对载沣的上台鼓掌称颂，歌其“举止谦逊”，“深沉而有远略”。而此时，社会的震荡也以载沣的上台暂告一段，各派都在静观时局，或者酝酿更大的行动。1909年成为清末社会异常平静的一年。由于对摄政王载沣抱有幻想，这一次梁一改以前的激进风格，提出了先行地方自治，后再开国会的缓进方案。

后来梁启超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施政方略。上书中建议力抓“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三件大事。他表示朝廷主张先开地方咨议局，后开国会的程序是正确的。“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他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提高民众自治能力，以日耳曼俾斯麦之“铁腕政策”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民主开明政策。

醇亲王载沣摄政后，清廷取消党禁之议提上日程。梁启超自认为“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希望朝廷能够解除党禁，以一展雄图。同时，许多立宪派人士也认为，若康、梁能够回国，中国必能再生希望，重振雄风。随即，潘若海、麦孟华等在朝廷上下活动，以求开放党禁，解除康、梁身上禁锢。若是载沣能够解除党禁，中国时局或许能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可是由于奕劻等权臣的阻扰，梁启超的一腔热情硬生生地被浇上一桶冷水，这成为梁之后思想再次趋于激进，接二连三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原因之一。

清廷最终未能消除党禁，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赦免问题只能继续悬留，梁启超不得不继续滞留国外，满腔爱国热情无处倾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