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堂的年轻教授

当时湖南的守旧势力仍然强大，虽然黄遵宪调任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对陈宝箴来说如虎添翼，但陈宝箴的新政并非畅通无阻，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就百般阻挠改革。为了宣传封建礼学，王先谦上书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请求创办时务学堂。陈宝箴并不了解王先谦的本意，为了培养革新人才，推动湖南变法维新，开通湖南风气，便欣然同意。由于陈宝箴的直接干预和维新高潮的助推，时务学堂成为了中西并重的新式学堂。教授西方工厂企业的管理文化，学生毕业后还可以出国留洋。招生规则一经颁布，学生报名踊跃，一时成为湘江之畔的一道亮丽风景。湖南时务学堂成为年轻学子们心中向往的地方。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梁启超来到了湖南，来到了新式学堂——湖南时务学堂。

黄遵宪比梁启超大了25岁，作为长者，他对梁启超这位爱国青年关爱有加并十分器重，梁启超也非常感激、敬重这位长者和同志，二人成为“忘年交”。黄遵宪（1848~1905），外交官、诗人，字公度，广东梅县人，梁启超的同乡。他创作了许多著名的爱国诗篇，如《冯将军歌》（描写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的老将军冯子才）《悲平壤》《哀旅顺》《马关纪事》等。身为外交官的他，在出使日本期间怀着强烈救亡图存愿望写成了《日本国志》，对日本明治维新及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作了介绍、分析和评论。他对日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的明治维新的高度赞扬，以及对日本迅速强大原因的深刻分析，使康、梁等维新志士们更加坚定了师法日本、维新变法的信念。《日本国志》为维新志士们提供了切近的变法理论和事实根据。同时，这部著作对于光绪皇帝决心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变法起到了助推作用。黄遵宪的家庭十分幸福美满，童年的他生活优裕。他的父亲黄鸿藻是政务家和诗人，很有才华。黄遵宪的曾祖母李氏，虽已耄耋之年，却仍诗文不离口，笔墨不离手。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黄遵宪不仅才学横溢，而且年少时即有爱国、报国志向。1877年，二十九岁的他作为参赞随同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后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英国、新加坡的总领事。1894年冬，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乘机无理索要中国苏州，黄遵宪受朝廷派遣与日方谈判。他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并指出，中日两国为近邻，两国文化交流与友谊绵延千年。清末以来二者同是受西方列强欺侮的一对苦难兄弟。为什么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却加倍欺压自己的苦难兄弟呢？接着，黄遵宪严正指出，炎黄子孙坚强勇敢，一定会视死如归地反抗侵略、保卫国土。如果日方一意孤行则后果自负。黄遵宪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打击了日方的嚣张气焰。但软弱的清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撤销了黄遵宪的谈判资格。

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与黄遵宪相遇，由于同有维新大志，黄遵宪便加入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成为维新骨干之一。黄遵宪对梁启超这位弱龄之交非常赏识，尤其对梁启超的文章、书法赞不绝口。他夸奖梁启超写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梁启超也非常敬重、爱戴这位长者，他和自己一样具有救国救民的宏愿，和自己一样不遗余力地为国是奔走呼号，和自己一样倡言师法日本、改革制度。梁启超遇到一些问题时总是首先想到请教、相商于这位人生阅历丰富的长者。梁启超在《时务报》和汪康年发生争执时，黄遵宪以宣传维新变法的大事为重，做了很多工作，以利报纸的顺利推出。他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处事技巧，既支持和勉励梁启超不要“畏首畏尾不敢为”，又劝导汪康年不要过分“忧谗畏讥”。在他的多方努力下，几位报人暂时放下矛盾和分歧，共同孵化这枚奇异的“炸蛋（弹）”。

梁启超来湖南时务学堂前，黄遵宪还写诗赠与梁启超，他用精卫填海的故事勉励梁启超并自勉。该诗壮志凌云、气势磅礴，表达了两位志同道合的维新志士力挽狂澜，不惜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坚定决心。诗云：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黄遵宪1905年因肺病逝世后，梁启超撰写了《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追忆了两人的交谊。

某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卒前之一岁，诒书某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

英雄惜英雄，梁启超的回忆感人至深，使人不禁会有“人生难得一知己”的感慨。

梁启超要到湖南办学校，他的老师康有为特地从外地赶到上海，面晤梁启超，说了他自己的打算。康有为分析了湖南的问题，中国国运衰微，而朝堂之中，后党力量甚是强大，慈禧太后独揽朝廷大权。外部，列强环伺，中国任人宰割，即将亡国灭种，为了唤醒国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维新志士们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向皇帝上书，著书立说，组织维新团体，开办新式学堂，办报纸，倡民权，要民主，争自由。湖南一地在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方面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面。在推行种种改革的实践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如果梁启超能够在湖南帮助巡抚陈宝箴推进维新变法运动，必将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康有为甚至还认为，湖南地处中国的腹地，与外国关涉较少，且南接广东。万一中国被列强瓜剖豆分完毕，那么只要湖南一省还存在，就可以作为炎黄子孙的最后据守、后退之地，以图最终做到保国、保种、保教。鉴于这些理由，康有为便想让梁启超去说服陈宝箴“据湘自立”，以便完成地方自治。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爱国维新人士为救亡图存真可谓煞费苦心、殚精竭虑。梁启超也认为自己这次赴湖南讲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势来看，湖南不仅是全国首开风气，颇有维新气势和变法希望的省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独特、重要，能够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和中流砥柱。

康、梁二人就办学方针产生了歧见。康有为认为应采取“缓进法”，毕竟民智未开，火力过猛，会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扰。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已积病甚久，需得猛药才能医救，才能彻底改革，才能唤醒沉睡的民众。由于康有为的观点并不坚定，梁启超进湘后，采用了激进的教学法，顿时引起了轰动。

1897年10月，梁启超抵达长沙。在此之前，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将到长沙的消息已轰动了湖南各界。是日，蔡锷、林锡圭等四十名学生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争睹梁启超的风采。第二天，时务学堂在曾忠襄公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的到来，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与各地方教习、绅士等社会名流。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了湖南的思想界。演讲中，梁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这些言论惊天动地，石破天惊，有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而更多的人是报以热烈的掌声。根据时务学堂培养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养心”“治身”“穷理”等《学约》十章，传授学习方法，明确学习目的。梁启超制订的学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崭新，说理深透，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求变图强，成为维新变法的志士。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思维活跃、激进，学堂学术氛围浓厚。在借鉴万木草堂经验的基础上，梁启超带来了全新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了教育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扬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判千百年来的君重民贱之说，大倡反满革命思想。一些热血青年受梁感染至深，终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革命浪潮之中。当时，梁私下摘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统治，直接揭露清廷的血腥罪恶，激发民众的反抗精神。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他向学生滔滔不绝地宣讲着世界的局势、中国的道路、自己的抱负，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思想家先进的思想理论，身在学堂而心系天下。时务学堂的学生们与这位博学睿智、情操高尚的师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这些学生都成长为维新的骨干力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也开始发行，给梁启超开辟了一个个展示才华、宣传变法维新的舞台。

在解答学生提问的过程中，梁启超指出强国需要限制君主权力，需开议会，而议会之开，需要人才。建学校，即为开民智。关于服饰问题，梁启超这样回答道：

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

可见当时梁启超对改革要求的急切与彻底，这便使得时务学堂学生的思想发生急遽变化，极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传》《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给学生的触动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皆惊之、奇之，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这样的热火局面引起了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的极大恐慌。他们指责梁启超一干人妖言惑众，伤风败俗，并污蔑梁启超 “悖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谓其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教学于时务学堂，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他认为湖南应行之事重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梁启超把湖南当作一个维新基地来建设，试图用它来实现自己的梦想。1897年，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劝湖南自立自保，应付他日大难到来，并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谈论自立后应当着手开办之事。这些当然不能被陈宝箴等接受采纳，但却又一次引起了湖南旧势力的恐慌和愤怒。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派官僚随后开始了对梁启超等人的迫害，梁启超等人境况险恶，举步维艰。最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不得不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使他们相继离开了湖南。不久，梁启超身染大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培养维新人才的沃土。

尽管梁启超最终离开了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成为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革、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出如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的心血与汗水浇开了希望的花朵。正像他本人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的那样：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衔，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书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