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陈嘉庚被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回到祖国以后，在全国政协、华侨联合会做领导工作。当时，他在国内有三百万元存款。他说：
“这笔存款，一个子儿也不能分给我的子孙，要让他们自食其力。这些钱，要用来创办华侨博物馆和作为集美学校的福利金。”
陈嘉庚虽然倾资办学、建厂，花多少钱，他都慷慨解囊，但在个人生活方面，却是非常节俭的。
他回国参与国事活动以后，政府给他定为三级干部，月薪390元，加上地区差异，每月共计539.80元。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这些收入可是不小的数目。但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只有15元，叫炊事员严格掌握，而将省下来的钱，全部作为扩建学校的费用。
根据他的安排，早餐为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均是地瓜稀饭，下饭的菜，不外乎青菜、豆类和小鱼虾。他不抽烟，不喝酒，也很少吃鸡鸭鱼肉。
有一次，炊事员实在不忍心，便给他买了一只鸡。他很生气，严肃地批评了那位炊事员的自作主张。
在扩建厦门大学时，他出资招收了厦门、闽南各地的石匠、木匠、泥水匠一千多名，设立了十个基建基地，而他自己在工地的办公室，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室内只摆一张单人小木床，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一张小茶几，两只旧沙发和一个木制的脸盆架。他不喝茶或其他的饮料，只喝温开水。即使来了客人，也只是用开水招待。
有一天，陈嘉庚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时，突然停电了。他正想点煤油灯照明，又不慎在暗中将煤油灯打破了。为了继续工作，就捡来一个被弃置的破磁杯倒放在桌子上，当“台灯”点上了蜡烛。后来，他的秘书认为来的客人多为首长、归侨和外宾，而这“台灯”也实在太不雅观，便准备买个新烛台换一换。陈嘉庚坚决反对。他说：
“该用的钱，就是千万百万都得用；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
据他的儿子回忆，父亲平时身上现款不超过５元。他从不让人为他祝寿。他一生只看过一次电影，那也是在新加坡时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
为让子孙后代都养成节俭的好习惯，陈嘉庚还特地规定：子孙回乡安家，每人每月发２５元生活费；孙子们读书，每月另外补贴费用３０元，直到停学为止。但停学后，如果留在集美学校工作，支领学校工资，则应扣抵。
他平时接待客人，也是按照他的用餐标准：除了米饭、地瓜粥，便是一盘青菜、一盘豆、一盘小鱼小虾而已。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去集美视察，陈嘉庚请他喝茶。一位工友买了一块钱的糖果来。事后，陈嘉庚批评那工友说：
“陈毅同志是首长，至多拿一两块糖果吃，不像小孩子一块接一块地吃，买两毛钱的就足够了！何况，我们的原则是：事业上该花的钱就花，生活上该节约的钱就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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