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子里”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多以交易主宰，货币、价值、兑换须臾不可离。但乡土中国，还保留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互助合作机制。在陇中大地，人们将这种社会关系称作“伙子里”。“伙子里”以一个村或者多个村构成，按照互助原则，村里的每个人都要为“伙子里”担责任尽义务，“伙子里”的每个个体都能得到“伙子里”大家的帮助。在婚丧嫁娶、建院修房等个体无法完成的大型劳作面前，“伙子里”的人前来帮助，问题迎刃而解。接受大家帮助的人不需要向施救者兑现货币，只要管好饭菜酒肉即可。“伙子里”的所有成员都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人们在“伙子里”长久地开展着合作互助。崖边的“伙子里”，正是邓英淘所说的“互惠机制”¹，是乡村维系社会和谐稳固的一种古老机制，也是农村公社共同体的遗产。

改革开放后，基层政府弱化了对农村的管控，封建迷信也卷土重来，崖边的迷信活动从1990年开始愈演愈烈。借助迷信活动，厉氏家族的强硬派为了开展族群斗争，发起了分“伙子里”运动。

厉氏家族认为，外族进入崖边，在资源占有方面对厉氏家族构成了威胁。分“伙子里”，就是要将崖边所有外姓人全部排挤出“伙子里”，相当于宣布厉氏家族的人不再和其他宗族的人有互助关系。比如阎氏一门人，对于厉氏家族来说，尽管同住一村，但要形同陌路。

分“伙子里”计划蓄谋已久，但始终没有正式的场合来宣布或是实施。早在改革开放前，崖边基层政权还会召集全部社员召开大会议政商事，但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村民完全失去了组织约束，村里重大事项的决议只能在敬神或是村民婚丧嫁娶的聚众场合进行。厉氏家族分“伙子里”的方案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发布机会。

1992年正月，崖边村搞了一次社火表演。按照传统，社火开演要请神，社火谢幕要送神。社火表演就是为了敬神，祈求神灵保佑来年五谷丰登。就在当年社火表演结束后，厉氏家族的厉强（厉奉月的四儿子）借助送神的机会，正式宣布崖边的“伙子里”不再容纳另姓人。这意味着厉氏强化了自己的宗族地位，而阎姓、宋姓、孙姓、王姓、佟姓等较小宗族必须重新组合自己的“伙子里”。但即便这些较小家族联合起来，总人口依然无法达到厉氏家族的数量。厉强等人看准的就是这一点，决定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送神仪式很庄重，头人在前，行奠酒奠茶敬香化表之礼，全体村民叩头跪拜，之后将神灵的牌位用木制盘子端到路口，点火焚烧即算完成。此时，厉强突然走向人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解散崖边“伙子里”动员令。厉氏家族的青年人厉来务闻听后突然发生异常，一跃而起跳上了供奉神灵的桌子，做起了神样，说起了神话，陇中当地管这种表现叫做神灵附体。但到底有没有神灵附体呢？肯定是没有的，无非是人在借助神力达到人的目的。厉来务坐上供奉神灵的桌子直接反对分“伙子里”，他时而口眼歪斜、时而念念有词，后来还表演了单腿立地，他的作为征服了众人。厉强见状当即表示不该分“伙子里”，并在神灵（厉来务）面前做了忏悔。厉来务越搞越来劲，直到厉强被彻底征服不断求饶才罢休。原本子夜时分结束的送神仪式直到天光放亮才完成。

崖边的社火表演队伍是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获得政治生活自由权力，几大姓氏家族的挑头人出面共同民主商议决策建立的。社火本是民俗表演，但被敬神拜鬼的行为绑架，与封建迷信深深关联。受分“伙子里”事件影响，崖边的社火表演第二年即宣告灭亡。

厉来务和厉强同属于厉氏家族，按辈分，厉来务应该叫厉强叔叔。但厉氏人口庞大，几经分家，大家族已经分化瓦解，他们之间已渐渐没了亲房的亲密感。厉强的儿子当兵留在了部队，比较有出息，厉强便变得傲气了起来，他一心想做厉氏家族的头领。但厉来务个性强烈，年轻气盛，根本不服气厉强做统领，便在厉强分“伙子里”的事情上作梗。厉来务尽管年轻气盛，但对于整个家族中长老集体达成的复兴厉氏家族的共识，显然也无力反对，他便有了神灵附体的做法，彻底阻挠了厉强分“伙子里”的阴谋。厉来务这么做的目的，本质上不是为了挽救崖边“伙子里”不被解散，而是为了挑战厉强崭露头角想做厉氏家族头领的权威。

“伙子里”本来是互相帮助、互相依靠的村庄共同体，不存在利益纠葛，只是一个人类谋求向善、长远发展的共助模式。厉强仗着家族人多势重的优势，想欺压村中人口弱小的家族，他的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遭到了家族内部的新兴少壮势力的粉碎。当年如果真的把“伙子里”分开的话，崖边人口较少的家族联合起来重新聚合一个“伙子里”依然能够运转正常的婚丧嫁娶等事宜。反倒是厉氏家族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未能停歇，如果没有了外姓人与厉氏家族成员间的互相来往，厉氏家族只会更加纷乱。厉来务在1992年所做的神灵附体行为显然是得人心的，是符合所有崖边人利益的。

厉氏家族强硬派分“伙子里”的愿望一直没有破灭。2014年春，厉强的大哥突然闯入我父亲家中发出“通牒”：“我们厉家弟兄死了以后，你们阎家弟兄都不要来，你们阎家弟兄死了以后，我们厉家弟兄也不会来。”但2014年清明节我回家时，厉强的三哥依然来我父亲家里作客。厉强大哥的“通牒”显然没有得到家族中所有人的响应。

改革开放后，土地经营由过去的集体化变成了分田单干模式，政治治理也发生了大的改变，家族矛盾从集体化的大框架中跳出来，变成了户与户的对立。每个经营主体都以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要，和之前在大集体里保障人人平等的前提下谋求本族群利益最大化有了根本区别。包产到户无疑分化了家族之间的矛盾，而更加易于形成户与户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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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杨莹录音、整理，王小强访谈、查书：《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26页（香港传真NO.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