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业科技生涯

2013年6月15日，我们吉林农大农学院63级同学50年聚会。忆往昔，峥嵘岁月。当年意气风发的你我他，如今都已是两鬓白发。有处长、有教授、有会计、有乡镇长、还有中学老师，而我是寥寥无几纯粹从事农学专业的同学之一。晚上，同学们聚在农大老干部活动中心，叙情谊、谈人生、相互讲述毕业后的经历。

我老伴王桂珍有点发牢骚似地说：“我们俩这辈子，真可算是颠沛流离！从通榆县到四平地区农科所，最后到省农科院；待了三个地方，搬了8次家”。我接着，讲述了我们的“故事”：

1968年到部队锻炼，我在军农4连，地点是黑龙江省绥棱县幸福公社3032部队农场。1970年初回长春分配，我们俩被分到通榆县。

1970年4月6日，从四平赴通榆县农业局报到，也算是我们旅行结婚。岳父母为我们准备了两套新被褥，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当时，没有新婚装，也没有结婚照，更没有现代年轻人的排场婚礼。临行前，岳父母请来几位亲朋好友，在家里办了一桌简单的晚宴，为我们饯行。这一天，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从此，我们便踏上了为事业、为家庭奋斗的征程。

四月上旬，即将进入春耕大忙季节。结婚后的第三天，我们背起行装，乘坐长途汽车，到达乌兰花公社，投身到春耕生产第一线。我们一行6人，由农业局长张永祥带队。可能我们俩是新手的原因，别人都一人包一个生产队，而让我们俩包冷家店大队小孙家屯生产队。通榆县地处白城地区西南部，与内蒙古彼邻，地广人稀；风沙干旱，沙包碱片；土质瘠薄，耕作粗放；广种薄收，生产落后。这些都是报到时张局长介绍的。

吕景良

到小孙家屯，给我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烧牛粪、喝红茶。把水壶吊起来，点着牛粪煮红茶，煮出来的红茶特别浓，苦的像中药汤一样，是当地招待客人的上品。我深知入乡随俗的道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喝。

小孙家屯是冷家店大队最小的生产队，全屯只有19户人家，不足百人，有耕地67公顷，其中较好的甸子地20公顷，其余是坨子地。劳力较少，畜力较强，可下地四副犁杖；但粪肥严重不足，土粪只有200车左右。若平均施肥，每公顷不足3车，等于“撤芝麻盐”一样。我在工作汇报会上，介绍了小孙家屯的情况，并提出集中施肥，推广“玉米双株抓把粪”技术，得到局长的支持。由于我出生于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又有在部队锻炼时下乡支农的经验，所以，很快和社员打成了一片。“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经过对集中施肥好处的宣传和细致的工作，生产队接受并落实了我提出的种植方案：所有的粪肥都集中施在20公顷甸子地上，采取扣种，80厘米（一小步）埯距，穴播玉米4—5粒，出苗后留双株；其余耕地随便种谷子、小杂豆等抗旱作物。那年风调雨顺，小孙家屯获得空前丰收。生产队会计告诉我，20公顷玉米的产量超过了上年的总产量。

返回县城的前一天，我和齐文喜同志协助张局长准备上报县委、县政府的春耕生产总结材料。实际上就是张局长口述，我做记录；齐文喜誊清。张永祥局长，40出头，中等身材，脸色黝黑，目光锐利，薄薄的嘴唇，一笑露出一口类似龋齿的锈斑牙，这是当地人氟中毒的标志。他时而在地上踱步，时而在椅子上闭目沉思。他思路敏捷，出口成章，令我惊讶，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春耕过后，正式分配了工作。我们俩被分配到洪兴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农业技术推广单位还都没有恢复，全县只有少数几个公社恢复了农业站，编制1—2个人。洪兴站却有6个人，局里把洪兴站定为县的中心站。然而在公社里连办公室都没有，邓希祥站长住在公社附近，他家就成了农业站办公室。两位正副站长负责面上的工作，四个站员负责基点工作。

5月26日，我们俩到绿海大队铁保窝堡屯落户蹲点。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发生武斗，山东人刘克宽被打死，即轰动全省的绿海事件。事后刘妻带孩子回了山东老家，我们俩就搬进了刘家的那个小土坯房。房子类似瓜园的窝棚，只有三条明檩，从炕到北墙不足2米。在炕上站起来，头能触到秫秸顶棚垂下的高粱叶。两扇窗户，上扇向上开，全是纸糊的。里屋没有门，挂一个用谷草编的门帘。整个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两套行李和简单的炊具。这就是我们俩的第一次安家。

铁保窝堡屯分东西两个队，开始我负责东队，王桂珍负责西队。后来，根据农业局的部署，王桂珍专门去搞植物生长素“九二○”，我负责抓两个队的生产。主要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抓积肥；二是抓选种。当时还没有使用化肥，为了增加农肥中磷的含量，我带着两个社员到处拣骨头，粉碎后用于堆肥中；当时绿海大队还没有推广杂交种，种植的都是地方品种，玉米是英粒子，高粱是大白肚，谷子是大头晃。各生产队都没有留种意识，均以粮代种。秋收时，我带领几个社员采取穗选方法，选足了主要作物的第二年用种。那年，农业局在铁保窝堡召开过“九二○”生产和秋季选种两次现场会。

到年底，王桂珍请产假回四平了。农业局考虑我一个人在铁保窝堡屯生活不方便，把我抽调到县种子站，使我了解到全县种子工作情况。当时全县良种率较低，只有少数条件好的社队种植玉米双交种，主要有吉双4号，四双1号等，品种尚未定向。到春节前，我一直在外面调种。长岭、前郭、乾安、洮南，突泉等跑了大半个白城地区。

1971年3月初，我们俩被调到通榆县第一良种繁育场。场领导考虑我们的孩子太小，王桂珍改行做了出纳员，我负责全场生产和技术室工作。

通榆县第一良种场位于县城开通镇正东约18华里，属于开通公社范围。西边是隶属县林业局的二龙索口苗圃，其他三面与东太、西太、西哈、张家窝堡四个生产队相邻，几乎是地挨地、垄靠垄，给“两杂”制种带来很大困难。全场有耕地120公顷，几乎全部是较好的甸子地；有三辆马车，两台拖拉机；国家干部8人，农业工人65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些工人还没有完全改变对“老九”的看法，从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对新来的技术员不太服气。为踢开头一脚，我经常和工人一样包垄铲地，包趟子割高粱、割谷子。因为以前放假时，在老家生产队里干过这些农活，当年又年轻力壮，所以总是干到前面。经过一年，工人们对我刮目相看了。

1972年春季大旱，如何抢墒播种，战胜干旱，对我这个新来的技术员是一次严峻考验。我从生产实际出发，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以一次播种一次拿全苗为目标，制定了播种方案：玉米刨埯坐水种；高粱、谷子耲种；大豆“大豁沟”，即用犁杖在原垄上开沟播种。高粱、谷子、大豆播种要求深开沟、浅覆土、重镇压。无论是传统还是书本上，大豆从来都是扣种，还没有这种种法。扣种相当于翻耕，可为大豆创造疏松的土壤环境，有利大豆生长发育，但在干旱的条件下，教条地采用扣种，肯定会失墒。连苗都出不来，再疏松的土壤又有何用？

播种方案虽然有人反对，但通过争论，获得场领导的支持，顺利地实施了。结果出苗率接近9成。在苗情联合检查时，张永祥局长说我：“胡种胡有理”。

我们场承担玉米单交制种和“两杂”亲本及良种繁殖；同时承担玉米、高粱等作物品种产比等地区试验项目。我们采取“一套、二扩、三繁”的方法提纯保纯和复壮玉米自交系，当时在白城地区是绝无仅有的。1974年我在省《农村科学实验》上发表了“我们是怎样搞玉米自交系提纯与保纯的”文章，介绍了我场的经验。除完成本场工作外，我还参与起草全县科学种田方案，协助县种子站制定全县良种繁育计划。为促进全县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推动全县良种化做了许多工作。

1975年，我们俩调到四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那时，我们有两个孩子了，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已经三岁。王桂珍带他们坐火车先走了。3月15日，我随搬家车抵达四平地区农科所。家安在曾是车马队仓库的一间土坯房，和通榆县第一良种场的住房差不多。可能是很久没人住的原因，灶坑一烧火就呛烟，呛得大人淌眼泪，孩子们哭着往外跑。好在春天来了。在这里住了大约半年多，搬进了在东山新建的砖瓦房，这是我们第一次住新房。

四平地区农科所和吉林省农科院同在公主岭市。四平地区农科所在铁南，距市中心约3公里临伊通公路东侧，前身是四平玉米双交种场，1974年刚刚建所。当时科技人员不足30人，组建一个科研室，下设玉米、高粱、大豆、谷子、栽培、土肥、植保、情报科研组。王桂珍分到高粱组，从事高粱育种；我被分到栽培组，从事玉米高产栽培研究。当时农科院所实行开门搞科研，在农村建立科研基点。我的研究工作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基点完成的。先后在梨树县三合公社杨船口大队、梨树县梨树公社马地方大队、公主岭市陶家公社陶家大队、梨树县十家堡公社九间房大队蹲点。每年在基点工作时间，从春季备耕开始到秋收结束。蹲点期间每月回所一次，一年之中几乎半年待在农村。

当我讲到这里时，突然一位外班的老太太惊讶地，几乎是在喊：“在农村待那么长时间？真行！”她又说：“下乡我不怕别的，就发愁到农民家吃饭。”“是啊”我接着说：“确实，在那个年代，在城里长大的人初次到农村，吃饭就是一关。当时，下乡都是吃派饭。全屯挨家轮饭班，每家一天。按规定，每顿饭交2两粮票2角钱。一个屯几十户人家，卫生条件差别很大。有时会遇上柴禾堆连着灶坑，猪进屋鸡上炕的人家。吃饭时遇上小孩拉屎，狗进屋上炕是常事。卫生条件也和屯风有关。我到过梨树县三合公社的陈家屯，这个屯只有一户姓张，其他都姓陈，张姓是陈姓的亲戚。这个屯家家都那么干净，屋里窗明几净，院内物品堆放的整整齐齐，扫的干干净净，连根草刺都见不到。我也遇到过实实在在困难的人家。记得有一次，我和地区农业局的三位同志下乡，在东丰县杨木林公社，到姓冷的一家吃饭。我们一进屋就看见炕桌上放着两碟咸菜，一碟芥菜条，一碟酱黄瓜；四小碗白开水，秫秸穿的盖帘上放着几个玉米面大饼子。我们四人上炕盘坐在桌子周围唠嗑，以为还会有个菜没上，所以都没动筷。站在屋地上的女主人见我们没动筷，就对我们说：“快吃吧，饼子都凉了”。听她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我们四人相互看了看，默默地吃完饭走了，心情都有些沉重。农村，这就是当时的农村，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和我一起蹲过点的有郭海鰲、刘永祥、王玉忠等同志，我们共同完成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协助当地社队制定生产计划，抓生产管理；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当时我们主推了玉米吉单101、高粱吉杂26、大豆九农9、公谷6号等新品种，推广了大豆等距点播（扎眼种），玉米大豆（谷子）中小比例间种等技术。提高了当地社队科学种田水平，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其二是抓农民科技队伍建设，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由大小队班子推选有文化、劳动好、有威信的年轻人，分别担任大小队技术员，组成科学实验小组。通过办学习班和实际操作培训，他们掌握了田间试验划区、田间调查；主推品种及栽培；玉米单交制种等技术。他们承担了玉米吉单101制种，实现了玉米种子自繁自用；承担了病虫害防治，田间试验调查等工作。这些农民技术员，成为农村科学实验的骨干，生产队科学种田的参谋，也是我们在基点开展研究的得力助手。

其三完成本所的研究项目及成果的试验示范。1975年在梨树县三合公社基点，采用不同肥力条件，对四单7号进行大面积密植栽培试验，密度4440—5000株/亩，中下等肥力条件下产量高于吉双83和吉单101；而在高肥力条件下，其产量高于吉双83而低于吉单101。试验结果为四单7号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1980—1981年在梨树县十家堡公社完成了“玉米高产栽培研究”项目。

农村基点工作的困难，对我们来说，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某些领导的一刀切，瞎指挥。1977年春播时，梨树县梨树公社为抢播种进度，清明刚过就下令播种大田。4月7日清晨，北风凛凛，飘着雪花，马地方二队赵队长找到我们，说今天公社和大队检查开犁播种，问我们是否能下地播种。如何决策？不播，对抗领导；播，有“粉种”风险。我们无奈搞了“假播”，犁杖和社员照常下地播种，但点葫芦里装的不是种子而是马料豆。10点钟左右，检查的吉普车停在公路旁，老远看见地里播种的场面，领导们满意地走了。我当时有点后怕，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到跟前看一下，否则就很难“过关”了。1977—1978年，在没有经过试验示范情况下，四平地区引进了极晚熟玉米品种沈单2号，要在全区推广玉米营养钵育苗移栽，而且要四平所“冲锋陷阵”。1977年冬季我被派往东丰县作为地区农委联络员，抓制做营养钵。作为科技人员，无法“力挽狂澜”，只能“消积怠工”。当时高光效育种和作物栽培高光效利用正值热点，某些领导片面地认为生育期越长，产量越高，利用晚熟品种育苗移栽，能延长光合作用时间，因而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在理论上也不错，但却忽略了光合作用产物除决定于光合作用时间外，还与光合面积、光合能力等因素相关。选择生育期适宜的品种，通过合理密植增加绿叶面积，同样是提高光能利用率的有效途径。针对这一问题，1978年我们在梨树县梨树公社马地方大队，进行了吉单101不同密度与沈单2号营养钵育苗移栽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吉单101品种4.5万株/公顷处理比沈单2号营养钵育苗移栽显著增产，生产成本也明显低于育苗移栽的沈单2号。好在1978年推广面积不大。第二年该推广项目就自消自灭了，避免了劳民伤财。

在四平地区农科所期间，还常常被地区农业局抽调，下乡调研，参与起草四平地区科学种田方案及生产建议，参加由地区农业局高局长带队的科学种田宣讲团到各市县巡回演讲。发表了“油菜复种大豆及其栽培技术”、“玉米高产群体指标的数量分析”、“试论我区米豆间作及其前途”等论文，其中“玉米高产群体指标的数量分析”一文，被吉林省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

1981年6月，我们俩调到吉林省农科院。王桂珍调到作物所，继续从事高粱育种。我调到大豆所品种资源研究室，从事大豆种质资源研究。后来，也涉猎了大豆育种，栽培和加工研究。

当时，农科院房子很紧张，我们俩乘果树所班车通勤大约半年。11月末搬进了“师大附中土坯房”，据说是师大附中学生来农科院“学农”建的临时宿舍，被戏称为农科院的“贫民窟”。土坯瓦房，四面透风，冬天孩子们都得带帽子睡觉。天棚上的老鼠也多，夜深人静时，老鼠们出来觅食、嬉戏，跑来跑去；开始经常被它们吵醒，后来也习惯了。

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以作物所大豆研究室为基础于1979年筹建，是农业部重点建设的一批现代化农业科研测试中心之一。我报到时，办公大楼刚刚启用，科技人员中从院内外纷至沓来，各种仪器设备都没开封，正值“百业待兴”。大豆品种资源研究室，设野生和栽培资源两个课题组，当时栽培资源课题负责人高建邦老先生调往河北省现代化所，所以，大豆所邵荣春所长调我来“顶坑”。

大豆种质资源研究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需要从头学起。我抓住当时大豆正处于生长期间的有利时机，频繁的下地观察。丰富多彩的大豆品种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获得了大豆花色、叶色、叶形、茸毛色、结荚习性等生育性状的感性认识；又通过秋收，脱粒拷种，我全面地掌握了大豆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知识，为开展大豆资源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吉林省农科院是国内开展大豆资源搜集、保存和利用研究最早的单位。我接手工作时，临时登记的国内外资源近3000份。在此之前，种质资源只是作为大豆育种的原始材料进行观察利用，因此，这些资源尚未进行系统地整理，有登记无种子，有种子无记录，同种异名等现象严重；因为是以选择育种材料为主，所以调查项目因人各取所需，既没有详尽的田间记录，也没有进行永久登记。

1982年，我们开始对这批大豆资源进行系统整理。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刚到农科院，需要学习和熟悉业务；工作上人员少、任务重、压力大；生活上孩子小，居住条件差。而偏偏作物所又安排王桂珍去南繁，更是“雪上加霜”。从1982年9月中旬到1983年4月中旬，半年多时间里，我既要贪黑起早地忙工作，又要管孩子，买米、洗衣服、生炉子做饭，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的难度有多大。平时还好办，只是忙点，苦一点，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使我难以招架的是孩子有病。记得有一天夜里，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喊口渴、头痛，一摸头感觉烫得厉害。数九寒冬的深夜，怎么办？那时既没有出租车，又没有“120”，也没有电话。我急中生智，猛敲西隔壁墙，惊醒了邻居何志和历广玉夫妇，是他们俩帮我处理了危机。使我愧痛难当的是12月26日，突然从老家前郭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当时根本不可能回老家为母亲送终，成为我终身的遗憾。每当想起来就痛彻心腑。

我默默承受着心灵上的伤痛，克服各种困难，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通过三年的田间观察鉴定，综合分析，核对校正，完成了这批大豆资源的整理；印制了规范的田间观察记录和永久登记簿；制定了鉴定评价项目及其标准，建立起了大豆资源搜集整理保存秩序。

1984年2月，我协助邵荣春所长组织东北三省10个科研单位和高校成立协作组。在各单位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统一方案，分工合作，对东北地区2341份大豆资源的农艺性状26项、抗病虫6项、籽粒化学品质26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鉴定评价。在项目研究中，我除协助邵所长组织实施外，承担项目的总体设计、主持农艺性状鉴定、数据资料的汇编出版、研制建立“大豆品种资源汉字数据库管理系统”。1986年初购买了长城0520—CH型计算机。按项目进度要求，数据库必须在10月底前完成。5月中旬，我带着这个任务到北京，在中国农科院招待所南侧的简易平房里租一个房间，参加了中国计算机服务公司举办的微机培训班，开始边学边干。当时的计算机软件与现在无法相比，系统使用dbaseⅢ语言编程，操作使用英文键盘命令。对于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的人来说，有相当的难度。我白天听课，晚上上机，不懂就问，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屋里像蒸笼一样。当时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为了降温消暑，只能往地上洒水。即使地上已经形成了水面，只穿一条短裤，汗水还是直淌。我伴随北京的酷暑炎热，历经四个半月，完成了“大豆品种资源汉字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研制。1986年12月，农业部科技司委托中国农科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主持鉴定了该项研究成果。同行专家在鉴定意见中认为：该项研究立题准确，资料完整，数据可靠，科学性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同时达到了同类研究的国际水平，是我国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该项成果为大豆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为大豆育种筛选出一批优良种质和抗源，在国内大豆资源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85—1988年，主持完成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IBPGR）合作项目“中国北方大豆品种资源研究”，以该项研究材料为基础，结合东北地区大豆品种资源鉴定评价，提出了“中国对外交换大豆品种目录”有力地促进了大豆品种资源的国际交流。在此期间除引进国外资源外，还引入了一批东北地区育种单位的优良品系，同时征集了黄淮海和长江以南地区的夏大豆、秋大豆和冬大豆品种资源，使吉林省农科院保存国内大豆品种资源达到6000份，国外大豆资源1000多份，成为全国保存流动资源样品最多的单位，数量与韩国相当，世界排名第9位。

由于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IBPGR）合作研究的成功， 1990年9月2日至16日，该组织第二次与我们合作，在我院举办了IBPGR—中国大豆品种资源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IBPGR与大豆品种资源，大豆遗传多样性和起源，大豆遗传学，大豆品种资源搜集、整理、鉴定评价和保存利用。来自全国21个省市农业科研单位及农业院校的37名从事大豆品种资源和育种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培训班。聘请国内大豆界知名专家学者授课，有东北农业大学王金陵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盖钧镒教授、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李莹、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研究员徐豹、中国农科院品资所计算机专家张贤珍。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副研究员郑惠玉带领学员进行了野生大豆考察实习。我既是培训班的组织者，又参加授课，讲授“大豆种质资源的搜集鉴定与繁殖更新”，但我并没有以师自居，而是抓住机会，和学员一样，认真听每位老师讲课，利用课余时间处理事务，晚上备课。培训班提高了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国内外的影响力，也使我获益匪浅。

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界公认的立项难，出成果难，出效益难的专业。在改革开放、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形势下，如何保证大豆资源的正常研究工作？如种质保存、繁殖更新等没有任何部门给提供经费。自1986年开始，我从市场需要出发，和课题组的同志们，积极开展了大豆资源的利用与创新研究。在对东北地区大豆品种资源鉴定评价的分析研究中，我认识到青大豆和黑大豆有重要的营养和药用价值；是重要的外贸出口商品。针对市场需求，主持育成了吉青号、吉黑号系列特种大豆新品种和优异种质。吉青1号于1994年通过吉林省品种委员会审定，填补了吉林省特种大豆生产用品种的空白。创新资源吉青38号和吉青127号于2002年获农业部农作物优异种质二等奖。自1989年投产，吉青1号、吉黑37号等特种大豆成为吉林省外贸出口的拳头品种，取得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由于外贸出口不稳定，我又通过深入调研，针对豆粉和黑色食品市场开展了特种大豆加工利用研究。我们与有关单位合作，先后完成了“青仁青豆全脂速溶豆粉”和“黑大豆高级酱油”的研制与开发，这两项成果均通过吉林省食品工业局鉴定；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分别在通榆县乳品厂和公主岭市酿造厂投产，取得较好经济效益，从而扩大了特种大豆市场，向特种大豆产业化迈出可喜的一步。在取得较好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大豆所也获得了自身效益，弥补了种质资源研究经费的不足，反过来又促进了种质资源研究的深入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在特种大豆生产中，为使农民增产增收，我又主持开展了“大豆高产高效配套技术研究”，于2001年通过吉林省科技厅主持的成果鉴定。该项技术可覆盖全省，适应当前大豆生产条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大豆高产高效配套技术研究”是我在农科院主持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农科院工作22年，我先后主持完成科研项目19项，参加完成4项，其中国家科技攻关10项，农业部4项，吉林省科委3项，吉林省农业厅2项，国际合作2项，国内合作2项。获奖成果8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主编和参加编写8部科技著作，其中主编《东北地区大豆品种资源鉴定与评价》，参加编写《中国大豆品种资源目录》两集、《中国食用豆类品种资源目录》、《中国食用豆类优异资源》、《粮食作物种质资源抗病虫鉴定方法》、《大豆种质资源多样性、保存鉴定和利用》、《中国大豆品质区划》。在《作物学报》、《大豆科学》、《作物品种资源》、《吉林农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43篇学术论文，其中“东北地区大豆品种资源氨基酸组成的分析研究”、“东北地区大豆品种资源脂肪酸组成的分析研究”“吉林省大豆品种资源研究Ⅳ产量性状的分析研究”、“吉林省大豆品种资源研究Ⅴ脂肪含量及其脂肪酸组成”五篇论文的英文摘要被国际权威刊物《Agrindex》转录；“东北地区大豆品种资源氨基酸组成的分析研究”、“吉林省栽培大豆资源的研究与利用”两篇，被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评为优秀论文。在学术交流方面，我于1995—2001年任中国植物遗传资源学会理事。1988年，作为农业部大豆科技考察团成员赴前苏联考察大豆生产和加工技术。多次参加作物品种资源全国性学术讨论会。1991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植物优异种质资源开拓利用学术讨论会”，我撰写的“大豆优异种质资源的发掘利用与创新”一文，被选定为大会宣读论文；参加《中国大豆品质区划》一书编写，2001年3月在北京与30多位参加编写此书的大豆界同行讨论初稿，我编写的“吉林省大豆品质区划”作为范文印发。这些活动为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赢得了荣誉，扩大了影响。

夜深了，同学们都已回房间休息。我躺在床上，没有一丝睡意，望着窗外夏夜的星空，一幕幕往事仍在脑海中浮动。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赶上了改革开放，见到祖国日益繁荣昌盛。工作轨迹：农科站、农科所、农科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能成为什么大师级的人物，但我毕竟没有虚度年华，在农业科技上，为祖国现代化大厦增添过砖瓦。我想着想着，心里满足地笑了，带着欣慰，酣畅地睡了。

2013年10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