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可没有考上，宁可永远在家里种地种田，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是我害了妈妈！”
2005年9月21日，新华网报道，云南沾益县女孩邓欣（化名）考上大学，但她母亲在其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前，因承受不了大学高额学费的重压而上吊自杀。在当地政府和交警的资助下，跨进大学门槛的邓欣如此痛陈。[6]
同一天的《南方都市报》报道，甘肃榆中县女孩杨英芳因未抓到继续上学的“阄”而绝望地跳下百丈悬崖。[7]
“捐了300元以上的同学受到表扬，捐10元以下的被罚站，忘捐钱的要罚补交100元。”
2005年初，广州某小学一名一年级学生说。该校被曝强制要求学生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捐款。[8]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
2005年，经济学教授邹恒甫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当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引起争议。邹恒甫如此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9]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
2005年8月，《中国青年报》颁布新的考评办法，规定记者文章阅读率最高的前三篇每篇加分50，但受到宣传部门以至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分最多可达300。此外，凡是接到领导批评的报道一律“反向扣分”。
资深编辑李大同为此发表公开信，批评考评办法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
李大同质疑，如果报道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但是却受到上级官员的批评，按照新规定加减分的原则，显然官员的好恶远比读者的意见重要。他担心考评办法会将同仁“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也没有理由再沉默。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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