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农民
1992年冬，安徽蚌埠市南湾村的庞文全又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1990年，他第一次给江泽民写信，反映了农民的“六盼一忧”。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他的回信中说：“庞文全同志，你给江泽民总书记写的信收到了，并已全文在‘内参’发表，并原信报请中央领导同志，谢谢。”从此，庞文全得了一个称号：通天农民。[21]
这一次，庞文全在信中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只筐里满满装着公粮，另一只筐里是几十项“提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22]
这一年，湖南省湘乡市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摊派的320元，在乡干部到她家强行收款时投塘身亡；由于无法忍受村干部粗暴收缴早已超过承受程度的集资款，在被工作队拿走家里的芝麻和小麦后，河南平舆县农民蔡玉堂上吊自杀[23]；《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特稿称，四川仁寿县强行向农民乱摊派，征收所谓“213国道款”，有人因反映农民负担情况被铐几小时。[24]
12月22日，江泽民到湖北荆门。座谈时，荆门市委书记朱同炳提及一段当地顺口溜：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团林镇委书记李玉森说到乱集资乱摊派，也用了一段顺口溜：上集下急人人急，你愁我愁个个愁；有利可图抢篮球，无利可图踢足球。
江泽民下乡，走进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屋。江泽民拍拍刘的肩膀：“老刘，党的富民政策不会变，你放心干吧！”刘克举叹：“可是现在为什么提留这么多？摊派这么多？”
江泽民问：“摊派有哪些？”
“多着呢，数不清，”刘克举说，“村里光吃喝一项每年就花掉上万元。”
“是红白喜事吃喝，还是招待上面？”
“我是泥瓦工，跑的村多，我看主要是上面干部下来开会、检查时吃喝，各村相互请客吃喝也不少。”
“你走的村多，你们这里是什么生活水平？”
“全镇13个村我都吃过饭，我们村属中上游。”
江泽民微笑着操湖北话问：“你家有没有‘白条子’？”刘克举答：“没有。我种一年田，还倒欠村里20元，要打‘白条’给村里哩！村里比我差的还有，主要是家里没劳力的。”
听到这里，江泽民收敛了笑容。[25]
12月底，在武汉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向与会的6个省的省长讲到了从农民那里听来的骂政府的顺口溜，没有人对此感到滑稽。[26]
“杀！”
1992年，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参加了一次内部通风会，会上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一些与会老干部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一片沉寂。
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嘴里蹦出一个字：“杀！”
会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找到林喆，约她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要让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
林喆接下了这个选题。她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本写给高中生的书。
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此书。
当时，腐败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话题。林喆的书稿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直到1997年，此书才出版。
对于“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的问题，林喆明确表示：“不是这样。”[2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