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片区经济增长整体的益贫性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而战略实施初期对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项目、各类政策引致的预期效应以及战略实施末期实现预期目标的倒逼效应是武陵山片区益贫性增长年份集中在战略实施初期和末期的重要原因，其中，重庆片区、贵州片区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对整个片区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有直接贡献。各分片区经济增长益贫性的时空差异则是各分片区所处发展阶段、所属省市整体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武陵山片区虽属同一自然区域和文化区域，但因行政区划分割，并没有形成紧密联系、分工协作的经济区域。各个分片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思路还是具体的发展策略、政策方面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如重庆市作为我国第四大直辖市，“大城市”和“大农村”兼具是其基本区情，因而城乡统筹改革与发展是其战略选择，在“成渝城市群”、“一体两翼”的整体空间布局下，以黔江区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覆盖了重庆武陵山片区)作为“一体两翼”中的“一翼”被重庆市确定为加快发展的重要区域，在项目、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重庆片区7区县在行政级别上为平行关系，均由直辖市直管，“省直管县”财政模式激发了各县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使重庆片区呈现出比其他分片区更快的增长速度，并且在重庆市的强力支持和推动下，最为落后的县区增长更快，呈现出高速和强益贫性的增长特征。贵州省是全国最落后的省份，贵州武陵山片区在省内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潜力，在国家重点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起点低、基础薄弱的贵州片区得到了不少的实惠，因而表现出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强的益贫效应。湖南、湖北省经济发展在全国属于中等靠后水平，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仍是其增强省域竞争力和省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偏远的湖南武陵山片区、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发展得到的实际支持有限，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并且由于这两个片区都存在具备一定集聚能力的地市级城市且处于集聚阶段的初期，对落后县市区的扶持不力以及要素相对集聚于区域中心城市共同导致了经济增长难以具备益贫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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