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读了几本有关干校和牛棚的回忆录，苦难多多。相比之下，我们干校倒像动乱时代的“世外桃源”。这比喻有点阿Q，其实是“黄莲树下唱小曲”，苦中作乐罢了！大家身上还背着黑锅，老婆孩子四分五散，特别是全国正大打派仗。传来许多老革命家挨整，许多知名人士自杀，党国前途堪忧！自己的命运捏在别人手中，不知如何了结？怎么乐得起来？
干校同学都挨过整，大家同病相怜，互相关怀照顾。可是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人想主动赎罪早点分配工作，便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同住一栋平房东座的两位同学，一个当过团政委，一个做过营长，都是原四野南下海南岛的干部。他俩对我们夜间饮酒不满，向领导汇报，说这哪是来改造思想？更不用说脱胎换骨了！可校领导有言在先，劳动后少量饮酒，可解除疲乏，我们没犯纪律，照饮不误。那位当过营长的同学，才三十多岁，是管我的班长，他还告我夜里听收音机，暗示偷听敌台。这还了得！是现行反革命啊！可他没有证据，怎奈我何？有次开饭，大家谈起苏联赫鲁晓夫，我说了他新近的言论，被班长抓住了小辫子，责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看了参考消息，他问是哪天的？我说忘记了。这事他也当资本向上反映，上面没有追查下来，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最难受的是来干校时，组织干事给开了行政介绍信，说组织关系介绍信集体开了，到了干校没让过党的组织生活。写信到北京询问，如石沉大海，才知道上了那个组织干事的当！连里开支部会，班里开小组会，把我晾起来，初时感到不好受，有点气愤！转想多少老革命比我还受气，反右倾时也曾经被晾了两年，自己没有大错，将来还得为我平反，也就罢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国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九月中旬，干校传达，没让我参加。连日来许多人神神秘秘，交头接耳，见我走近便噤声不语。我知道他们在议论林彪，觉得好笑，因为我早从收音机听到外国广播了。当然我也装糊涂，一言不露。只是和邬强老兄散步时，听他说“蛇走一条路，贼去有风声”，但大家都听说了小道消息。我们全是受林彪和江青两条毒蛇的害，哪能不高兴呢？于是随着沉吟几句：“善恶到头将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莫道不报，时候未到。”老邬笑笑也瞧着我，彼此心照不宣。
“九一三”事件后，原来的校长、政委调走。有位自以为很革命的政治部主任，平常盛气凌人，不知犯了什么错误也调走了。新来的校长年纪较轻，资格较嫩，为人谦虚和气。新调来的政委姓向，岁数大，爱摆老资格，不尊重校长，经常和他唱对台戏。干校的学员纷纷调走，有的回原单位，有的分配工作。走时学校都派车送到醴陵火车站。我被湖南省委和省军区借调去写东西，直到两年后才分配到长沙警备区工作。返校办手续，校长热情地请我吃饭，政委却不露面。吃饭时，校长说我只一个人，明天派小车送我到醴陵。次日早餐后，左等右等不见汽车，等到九点钟，只好去问校长。校长十分尴尬，难为情地道歉说：“对不起，政委不同意派小车。”我只好将行李留下，乘公共汽车走人。
参考书目：
1《不远千里万里只为报效祖国——林有声和一批侨生校友奔赴延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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