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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母亲

时间:2022-01-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00年9月,我正式向西藏辞行。在西藏有一批长期驻守的汉族干部,对援藏干部给予很多支持与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西藏纷繁复杂的局势,还有许多想法没有机会实施。我感到遗憾的是,西藏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我给张宝顺、何平与其他领导都写过信,三次要求回西藏工作,哪怕临时组织的小分队也行,然而他们都认为我精神可嘉,但也仅此而已。但是因为过于劳累,自己的身体垮在了西藏。

对于我来说,1999年是一个无限悲恸的年份。

11月18日,我到北京开会,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话,当即从北京直飞盐城,从盐城把车直接开到射阳医院的病房。母亲已处在昏迷状态,姨母们喊:“大儿子回来了!”母亲让人搀坐起来,枯干无神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转脸对弟弟妹妹们埋怨说:“你们哪个叫大哥家来的呀,他肩上担子重呀!”说完母亲又倒下去,很快昏睡过去。我泪如雨下。

2000年9月,我正式向西藏辞行。在西藏连过几个冬天,特别是经历那次大雪灾后的酷寒,寒气侵入骨髓,我的身体一下子衰弱下来,已经不能再承受高原气候的侵害了。我不得不向这块让我为之奋斗了四年的土地告别。

在西藏待了四年,可是很多地方还没有看过。临行前,我特意到天葬台住了一夜,走访一夫多妻婚姻制的家庭,看了珠峰。我第十二次来到甲日村,这个被我搅得风生水起的地方。贡嘎坚参书记走了,寺庙仍然在那里。回想四年前,我一次一次地到村中调查,甚至冒着被达赖暗杀的危险将甲日经验推广出去,不由地生出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我找到丹增加措,年迈的丹增加措住在果园里,睡着地铺,日子仍然很艰难。我留下300元钱,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也是一种安慰。

我是满怀感激离开西藏的。在西藏有一批长期驻守的汉族干部,对援藏干部给予很多支持与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走时,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晓渡还专门送行。这位上海来的干部,对人非常谦和关心,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乃至到苛刻的地步,从大学毕业后他便在缺氧严重的那曲工作,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当财政厅厅长时,邀请我与记者马书平到财政厅去坐一坐。去时是星期天,杨晓渡自己烧水,为我们沏茶。谈完工作,杨晓渡便在家里招待我俩。两室一厅的房子,没有饭桌,就搬一张椅子,一人一个马扎。杨晓渡从厨房跑进跑出,一个肉炒芹菜,一个肉炒菜花,一个豆腐,一个花生米,最后再打开一个沙丁鱼罐头。然后又跑到食堂,以为能带回一个大菜,最后只拿回了三个馒头。吃饭时,我几乎要掉泪,此时已是90年代中期,一个财政厅厅长就是这样在家里招待新华分社社长的。

这位长期在西藏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干部让我从内心里由衷地钦佩。我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已经当上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晓渡听说后立即赶去看望,他最初在医院待过,帮助我号脉,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西藏有这样一大批好干部,与这些人相比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我也没有怨言。觉得在西藏虽然只有四年时间,待得却还不够。想起这些人来总有一种美好的情感冲击和洗刷着自己。

我又是带着遗憾离开西藏的。对于西藏纷繁复杂的局势,还有许多想法没有机会实施。如果不是熬那么多夜,如果不是在这里撑过那么多严冬和春节,也许还能多干几年,多写几组调查报告,为党和国家多解答几个大的疑难问题。

我感到遗憾的是,西藏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援藏新机制问题,青藏铁路、川藏铁路问题,拉萨50万人口大城市问题,藏南开发问题,大藏区综合治理问题,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改革问题,必须让西藏人民告别“政教合一”、“人神合一”的教义,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研究,把这些研究上升为中央意志,变成一系列新政策。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这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自己也就对得起国家了。

后来我给张宝顺、何平与其他领导都写过信,三次要求回西藏工作,哪怕临时组织的小分队也行,然而他们都认为我精神可嘉,但也仅此而已。

我任职的这四年,西藏区党委是满意的,陈奎元、郭金龙、杨传堂、李立国等领导都一再为我说好话;新华社党组是满意的,张宝顺副社长亲自考察并明确让我担任西藏分社社长。但是因为过于劳累,自己的身体垮在了西藏。我进藏时血压是70/110,出藏时是126/216,几乎翻了一番,我无法再干下去了。我的身体完全是在西藏期间垮下来的,而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也在我援藏期间去世了,我无愧于西藏!无愧于祖国!只是这四年,是在老母亲的思念中度过的,我回来了,母亲却永远走了,我虽移孝为忠,然而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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