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个人需要机遇，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
生活中相处的人很多，受尊重、受敬仰的人并不多。
陶端缙有幸成了邓小平、卓琳的“排长”，成了他们夫妇的“领导”，自然比一般人多一点对邓小平的了解，多一分了解就多了几分尊重与敬仰。
生活中的了解或从初交开始或从细节中观察。陶端缙对邓小平的了解是从认识那瞬间开始的，就几句话，使他马上与革委会介绍的邓小平区别开了，他心中自有他认识的邓小平。
他第一眼看到的邓小平就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留着朴实的平顶头，上身一套工作服，裤腿还卷着，脚上穿着半新不旧的解放鞋，脸带笑，眉宇间可以看出岁月留下的痕迹，他脸上看不到悲观，看不到怨世，看到的是慈祥、睿智，和对明天的希望。
老人很少言语，一旦开口，声音是洪亮的，语言是清晰的，每句话干净利素，简洁明了。相处时间久了，还会感受到他那份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爱，一个国家领导人愧对百姓的自责与自疚的爱。
若干年以后，陶端缙还记得邓小平进车间后的第一句话是问候：“陶排长，你好！”
第二句话是询问：“这里有没有红卫兵？”
陶端缙响亮肯定地回答：“没有！这里没有！”
邓小平露出微笑，马上进入正题：“要求工作，让我做什么？”
陶端缙提出让邓小平自己选择，邓小平回答：“我服从陶排长分配。”
在陶端缙觉得无法分配的情况下，邓小平主动地说：“干点力气活儿吧。”他指了指钳工。
当陶端缙看到他熟练操作时十分惊讶地发出称赞，邓小平不动声色地抬起头，坦诚地说：“干过。”
第一天交往的对话就在这两个字上结束。
陶端缙进一步发现了邓小平守时的习惯。
按规定，邓小平可以晚来半小时，也就是8点半上班。
实际上，他每天都会提前10分钟或5分钟进入车间，路上需要的时间是25分钟左右，邓小平平时每天都是8点准时从将军楼出发，下雨下雪还会提前出发。下班时间一样准时。有时，他的任务到11点完成，或11点20分结束，手上已无事，他完全可以下班。
陶端缙说：“老邓，你早点走吧，没事。”
邓小平看看钟，不到点，仍坐在岗位上。
哪怕差一分钟，他也不会随便挪动半步。
如果说，邓小平刚进厂，人生地不熟，这样循规蹈矩，工人们都可以理解。后来和工人们熟了，依然如此守时，陶端缙就不知用什么词汇去确切表达了。
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苛求，涂怀定是调度员，他从钣金车间送来毛坯螺丝，如果交给邓小平的任务是2打，邓小平没有完成也绝不会转给其他工人帮忙，也不会留着第二天做，当日事当日毕，他一定会拖班完成。
如果有一颗螺丝不合格，他也不会歇手。有一次送来的毛坯螺丝大，锯口不齐，倒刺过长，钳工加工费时费事。邓小平没有言语，一个上午没有片刻休息，弓着腰，一颗一颗地完成了。验收时，让站在旁边的青工自叹不如。
陶端缙说：“只能这样说，邓小平来厂锻炼不是走过场，是完完全全，按一个工人的职责要求自己，如果要写评语的话，仅用‘合格’两个字是很难概括的。”
让陶端缙最惊讶的是，来后不久，他竟记住了车间每个工人的名字。
坐上工作台，他把目光在车间一扫，就知道今天谁没来，或者今天车间多了一个陌生人。
开始，陶端缙、涂宗礼还以为是邓小平警惕性高，以防有坏人走进车间。
涂宗礼还向他解释说：“那陌生人是今天送拖拉机来厂修理的驾驶员。”
少一个人他也会问。邓小平渐渐发现工人们一般都不会请假，一年365天，除周日和一年三节外，天天出勤，如果没来，不是自己有个头痛脑热，就是家里老小有病。
陶端缙也渐渐明白，邓小平是在关心、关注工人生活，实际是在做调查百姓生活的工作。那时，除国企工人有“劳保”外，老百姓看病都是自掏口袋。一般小病都是硬“扛”，不去看；大病就“拖”，拖到哪天是哪天。最好的药是白开水，发热就不停地喝水，喝完就蒙着被子睡觉。
有一天，从不迟到的陶端缙晚来了几分钟，涂宗礼关心地问了一句：孩子烧退没？
这句话被卓琳听见了，关切地问：“除了发烧，还有什么症状？”陶端缙摇摇头：“好像没有什么症状，只是发烧不退。”卓琳又多问了几句，说，我那儿有药，到我家去拿。立即起身回家取来了退烧药，递给陶端缙说：“带回家给孩子用。”陶端缙十分感激地接过药品，小孩用药后，退烧了。
几天后，一件小事让陶端缙和程红杏感到十分意外。
那天邓小平和卓琳端来一只搪瓷把缸。
程红杏不知卓琳要做什么。
卓琳说：“能不能帮我补一补。”
所谓补，就是用锡焊，把锡融化成液体堵住把缸的漏眼。这是只破旧、脱漆的搪瓷缸，底边缘锈迹斑斑。
程杏红用砂纸打磨了锈迹，用电焊轻轻内外一点，过了片刻，再轻轻打磨一下，这只把缸装水就不漏了。
邓小平高兴地说：“还能用，还能用了。”
大概是补把缸的效应吧，几天后，一个下午，毛毛又拿来两只搪瓷脸盆，找到了陶排长：“请你再帮忙，补补这个，茶杯是爸爸用的，这是我用的。”
陶端缙轻轻点几下，大功告成。
毛毛高兴地拿回了将军楼。
不久，又送来一个铜盆和一把剪刀，陶端缙一一地补好、磨好。
如果在当下，一定有人说是作秀，在当时，这却是邓小平一家人生活的真实。
这个真实，邓小平不会说片言只语。
陶端缙发现能用一句话表达的，邓小平决不会用两句话，能够用一个字表达的，决不会用两个字，能够用表情表达的，他决不会用语言。车间里的工人看到邓小平更多的是微笑和蹙眉。有慈祥的笑，认同的笑，愉快的笑，也有紧锁双眉的时候。
那是发生在邓小平和陶端缙进行了一次对话后。
让陶端缙没有想到的是，他对邓小平这次问话的随意回答，竟然会让邓小平感到惊心、忧心、痛心。
那是他们几个工人给邓朴方做了木板床后不久。
邓小平和陶端缙接触最多，感情最深，交流说话最多。
这天，在车间里，邓小平主动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陶端缙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多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的确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
陶端缙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干什么呀？”邓小平告诉陶排长：“他的儿子朴方在家里闲着，朴方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的活儿，能给他找点事干就好了。”陶排长明白了，与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苦于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还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到这话后，邓小平不再言语，不是因为没有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让他心感悲戚。那段日子，邓小平已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他们把每月生活费压到50～45元，已经很低了，而厂里工人每月工资就只是45或35元，这点钱还要养活一家三代人，还要供孩子读书。他只能无语地双眉紧锁。
毛毛在她的书中是这样写的：“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和他的同志们曾经为祖国建设殚精竭虑，曾经看到过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胜利度过三年自然灾害难关，曾经走遍祖国大地与干部群众共谋强国富民之路，经历了多少的曲折和迀回，好不容易赢得了一个发展经济的较为稳定的局面，竟被这一场‘文革’大运动弄成这个样子。父亲现在已被打倒，不再负有任何领导的责任。他谪居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僻远之地，听不见、看不着也不知道政坛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凭据着这些仅可看见、仅可听到和仅能知道的情况，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他已可以分析到，目前的中国，动乱仍未停止，政治情况仍旧相当复杂，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艰难困苦。对于父亲这样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不论在职也罢，不在职也罢，他都会时时刻刻地惦念着国家，惦念着人民，惦念着党。如果说，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曾感到惶惑惊心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惊心，已经变成了忧心。而今天，在听到这个普通工人的坦诚话语之后，他所感到的，则是痛心。”
罗朋总想到邓小平家中看看，他知道，邓小平遇到困难，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说的。陶端缙看出了罗朋的心思，说：“你是厂长，经常去怕有人多口舌，我是他的排长，去检修他们家胖子的床，去看望自己的职工，理由充分。我多跑跑。”
陶端缙随便找了个理由到邓小平家中看看。那次谈话后，邓小平一直无语。这天，又是邓小平先开口说：“陶排长，你们这里工人工资都不高，我都知道。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工人，结了婚，成了家，日子就蛮难过了。你们工资这个事，不是哪个领导打下招呼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国家生产水平低，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情况才能得到改善。只有发展生产，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陶端缙十分感动说：“老邓，你还在想我们工人的事呀？”
邓小平说：“老百姓生活艰苦，是当领导的羞耻。我们都会唱一首歌，要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工作目的。后来又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谈话的时间不长，字字句句刻在陶排长的心上。在那时，说这些话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陶端缙从心底里敬仰爱戴邓小平。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他谢绝了去北京的邀请。他说：“我只为邓小平做了4件事：营造了一个好环境，让他不受到冲击；安排了一个他熟悉的工作，钳工；修了一个厕所；与大伙儿一起，修了一条小路。他身处逆境没有半句牢骚、怨言，在那时候还为工人生活着想。当时，我们工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良知和对他的爱戴。那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的荣幸。作为工人，我只做了我分内的事。我和厂里工人一样，不应该有什么特殊。”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不要任何荣誉，又说道：“我已很满足了，原来收音机都买不起。如今，家中都有了彩电，有了手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要感谢邓小平。他真正做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大事。”
邓小平与工人交往越深入，感受越多；工人与邓小平交往越多，对他敬重越深。
下面描述的这一对交往完全是历史的偶然。
余克钧毕业于天津工学院内燃机设计和制造专业，分配在南昌柴油机厂工作。“文革”开始后，大厂工人也要下放到小厂支援。这年的夏天，余克钧下放到拖拉机修配厂任技术员。开始在厂技术部工作，因为研制“攻丝绞架”，余克钧来到修理车间。陶端缙想变动一下邓小平的工作，让邓小平参加这个革新小组，目的是让邓小平不干或少干体力活儿。余克钧常蹲在地上画草图，有一次画得不清晰，为了有立体感，余克钧找了一块废弃的扁钢，在老虎钳固定的情况下，用钢锯按图锯成样品。邓小平接过这活儿，耐心地锯着，开始锯条断得厉害，断了几根后，邓小平很快悟出了断的原因，就再也没发生断锯的现象了。
余克钧十分敬佩邓小平的技术，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居然有这样一手绝活儿，不能不令人感叹。
他俩做过一些简短的交谈。
邓小平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为什么会分配到这里？”
余克钧说：“这年头知识没多大用处。书读多了就成了‘臭老九’。”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知识是一定有用的，迟早能派上用场。”
邓小平与余克钧愉快地合作了三个月，顺利地完成了“攻丝绞架”的制作。
邓小平高兴地说：“事实证明，科学与技术是可以解放生产力的。”
余克钧回到厂技术部后，还常和邓小平保持联系。以后，邓小平复出回京，余克钧回天津老家探亲，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卓琳亲笔给他回了信。再以后，余克钧出差到北京，拿出卓琳的信，想见见邓小平。邓小平秘书出来接见了他，告诉他，首长这两天感冒，你有什么事，什么要求都可以说。
余克钧回答：“我只想看看他。”
他想告诉邓小平，你说得对，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了。科学与技术是有用的。
下面又是一对。
卓琳与 “师傅”程红杏的交往，充满了女性的细腻、温柔和爱。
卓琳和程红杏共事快半年了。经过这个冬季，卓琳已感受到了这个车间乃至这个厂的温暖。
快到端午节了，那时的老百姓盼望着两件事：一是盼发点特供票，政府会不会给老百姓增添一点节日物资供应，譬如端午节的粽子、糯米，中秋节的月饼或糕点票；二是盼单位发点福利。所谓福利也只是几斤糯米或几两白糖，供包粽子用。或是几个蛋，最多每人发10个鸭蛋。那时，粽子叶十分罕见，因农民不能随便进城做买卖，不能摆地摊，粽叶都是由土特产公司采购，再发到各商店进入市场，要到指定商店去买。这叫计划经济。如果物资少，就成了“紧俏”物品，就要“特供”或“开后门”了。粽叶有的年月 “紧俏”，“紧俏”得由国家计划供应粽子，每人两个。
每年端午节前，修理拖拉机的任务都不太重。工作之余，工人们的话题自然都在讨论端午节能给孩子们吃什么。那时端午节是不放假的，食品供应是极其稀少的。而这种议论是一种精神会餐，大家乐意。在精神会餐中，大家往往会回到看龙舟、吃粽子、吃红蛋的幸福童年时光。
尽管今年车间里多了邓小平与卓琳，工人却照常议论，他们已不把两个老人当外人了。
程红杏把脸贴近卓琳耳边说：“你放心，你家的粽叶我包了，你会包粽子吗？我会，我帮你。”
卓琳笑了：“会，你就给我准备点粽叶吧。”
程红杏又问：“糯米有吗？”
卓琳：“有。小贺帮助买了。”
新建县革委会已作出决定，只要见到黄文华的条子，邓小平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新建县没有的，也要想办法满足。其实，新建县已把邓小平的商品供应列入“特供”对象。黄文华不知道，或不能随便告诉“老邓”。比如说，做酱的黄豆、做米酒的糯米，在当时都是计划内的紧俏食品，老百姓是配给的，黄文华每次都能顺畅办好。
1970年后，邓小平一家的收入突然降到205元，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一切从简。除了买点黄豆和糯米及便宜的烟和酒外，连茶叶都不买了。这样紧缩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2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吃的菜是自己种的，穿的衣是打补丁的，或是奶奶做的。孩子们路费是他们从205元里节省的。这些小事，在厂里也只是罗朋、陶端缙、程红杏几个人知道一点点。
第一个端午，程红杏没有帮助邓家包粽子。程红杏知道，卓琳不是谢绝客人，是遵纪守法，上级有规定，邓小平不能与外界有交往。一年后形势有了变化，程红杏成了他们家常客，逢年过节必登门拜访。平日程红杏会到步校军人服务社购物，路过将军楼，常看见邓小平在散步，黄军人在打乒乓球，卓琳在院子里喂鸡，只要与卓琳招呼一声，她就会走进院子，和卓琳聊一阵子。
那年楠楠结婚，厂里就她和缪发香吃了喜糖。
每天上班，程红杏和陶排长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个到车间。他俩把两个工作台上上下下、边边角角都要检查一遍，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三年一千多天，天天如此。
那天，上班的卓琳笑容满面，把程红杏拉到一边递过去一包糖果，轻轻说：“女儿结婚，喜糖，接着。”
程红杏本想推辞，卓琳低声说：“这事不能声张啊！”程红杏马上明白，这是非常时期啊，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子女结婚，是不好声张的啊。
程红杏悄悄放进自己的袋子。
闲时，卓琳边洗线圈边关心问她：“谈恋爱了吗？”
“在谈。”程红杏不隐瞒。
“学什么的？”
“中文。”
“干什么的？”
“老师。”
“老师这个职业好。我青年时就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教育是根本。”
“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定。”程红杏有点害羞了。
之后几天，卓琳都没见到程红杏，陶端缙和涂宗礼时不时来到她洗线圈的工作台前指导工作。
卓琳轻声问：“小程师傅呢？”
“休探亲假了。”陶端缙说。
那时的婚假是3天，探父母或探配偶叫探亲假，时间为12天。未经批准算旷工。
十二天后，程红杏准时上班了。
程红杏红扑扑的脸庞上挂满了笑容，轻轻对卓琳说：“我结婚了，这是喜糖。”
卓琳说：“呵，恭喜恭喜，我都没送礼呢！”
程红杏说：“我谁都没说，就你一份。”
那个年代，结婚送礼也是有趣的，一般送热水瓶、茶杯、痰盂，最富有的人会送一张床单。
普通朋友都送相册或笔记本。
最流行的是送毛泽东主席的石膏像、画像。
在1971年前，送得比较多的礼品是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的合影。林彪倒台后，这合影照片的处理成了大难题，统统交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不敢轻易“处理”。烧吧，有毛主席的像，不烧吧，有林彪的像，只能统统锁在仓库里，待命。
程红杏不喜欢张扬，无意中少去了这些送礼还礼的麻烦。
她的这种低调，却带来了一个温馨、难忘的回忆。
卓琳接下喜糖，回到将军楼。午睡后，她对邓小平说：“老爷子，今天要占你一点时间，去门口，我们一起摘点栀子花。”
邓小平不解地看着她。
卓琳说：“我们小程师傅结婚了，给了我喜糖。我们是要还礼的。”
邓小平说：“来而不住非礼也。行、行。”
这个下午，两人认认真真地采撷一朵一朵白色的小花。
晚上，邓小平在看书，卓琳找来一根针，一根白线，认认真真、小心翼翼地把这朵朵小白花一个个串起，串成两个可以挂在颈上的美丽的枙子花项链。深夜，大功告成。为了保鲜，又小心翼翼地喷了点水。
一切就绪，才卧床就寝。
程红杏真的没有料到竟会收到这样精心制作的礼物。
没想到卓琳会说出这么美好的祝愿：“我大女儿邓林说，栀子花芳香清雅，洁白代表永恒的爱，代表一生守候和喜悦。我和老邓祝福你们幸福。”
程红杏把两个芳香的项链挂在床头，她真担心花儿凋谢，担心花香散去。
真可惜，这两个花项链不能保留。她说：“否则，我会传给我的孩子。”
回忆接过花链的那个瞬间，程杏红至今依然激动，充满感情。
陶端缙常自谦地说他自己只做了四件事，实际上他做了许许多多细碎的事。他发现老邓家奶奶到天津去了，两个老人照顾一个残疾人实在是力不从心，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罗朋。
罗朋决定从厂里派一个家属工去帮忙。这虽是小事，邓家多一个人却是大事，要经过黄文华，要经过省革委会批准同意。这事还得先和黄文华沟通。
罗朋几次与黄文华接触，感到他本质上还是想照顾好邓小平，不想也不愿出现“娄子”。
黄文华当然知道老邓家中目前的艰难，便问：“你找个什么理由？”
罗朋胸有成竹：“我是厂负责人，他是我们厂的工人，完全可以以厂办公室名义，名正言顺打报告，派一名家属工去。”
正好，邓小平确实希望请人，他已向中办打报告，想把公务员老吴调来南昌。
这建议很快经省革委会同意了。
家属工缪发香是厂职工程良堂的妻子，忠厚老实，勤快和善，平时不多言多事，比程红杏大20岁，家里孩子大了，不需要她操心。曾帮过厨，会做炊事工作，也能帮助护理邓朴方，十分合适。
罗朋领着缪发香走进将军楼。一路上，缪发香低头无语，她虽然已听厂里工人说，邓小平是个慈祥善良的老人，但心里总忐忑不安。人家是国家领导人，自己是个普通工人，去做家务事，合适吗？人家欢迎吗？自己能做好吗？没做好怎么办？她把这些担忧如实地向陶排长和罗主任说了。
罗朋说：“就你适合，厂里人挑来挑去，就你最能干好这件事。你到了老邓家，主动做事，学会做事，尽力做事，不去惹事。在他家看到的任何事只能向组织上汇报，绝不能在丈夫、孩子面前去说。知道吗？”
缪发香说：“罗主任，这些你就放心了。我担心的是，怕任务完成不好，影响老邓的生活，影响厂里声誉。”
罗朋说：“多问，老邓不爱说话。有问他还是会必答的，老卓会主动教你的。你就放心好了。”
第一天，卓琳果然没有让缪发香上手。
卓琳说：“今天还是老邓上厨，你看看，我们也是普通人家，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只是吃的是四川味，要辣，我们怕不辣！这瓶豆瓣酱就是老邓自己做的。”
缪发香更紧张了，老邓还自己做豆瓣酱？那厨艺非同一般啊。
今天，邓小平掌勺，缪发香灶前生火，卓琳负责解说。
据说，凡子女回家，或客人拜访，不管奶奶掌勺，还是邓小平掌勺，卓琳都是一位出色的解说员：“锅要烧红后才能倒油。”“油进入锅后要小烧一会儿，否则有生油味儿。”“菜下锅了，要炒，不停地炒动，这样才不会烧焦。”当然，缪发香来的这一天，卓琳的解说词完全改了：“我们家菜不多，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每餐都有一两个川菜。江西人也吃辣，只能说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爱吃辣，生辣椒，辣椒干都可以放进嘴里咀嚼，这叫辣不怕；四川人更喜欢辣，叫怕不辣，不仅是辣，还放点花椒，叫麻辣，重庆的火锅就叫麻辣烫。”
不爱说话的邓小平突然插一句：“做豆瓣酱很容易，过几天，我教你。”
缪发香说：“我怕学不好。”
邓小平说：“你到我们家炒菜就像在家炒菜一样。淡了，放点盐；咸了，加点水。你能吃，我们也能吃。”
短短几分钟，缪发香就觉得是一家人了。
下午，缪发香在老邓、老卓的指导下，帮助邓朴方擦背。
和睦可亲的一家人，缪发香很快进入了角色。
她尽心尽力，很快赢得邓小平和卓琳的信任。
那天，她接过楠楠结婚的喜糖，乐哈哈地说：“我都没送礼。”
卓琳说：“一家人，不说客气话。大家高兴就好。”老邓、老卓离开南昌的那天，卓琳带着毛毛，带了糖果和点心到缪发香家告别。
后来，缪发香激动地说：“做梦也没想到，邓小平的夫人临走前还来我们家看我，看我这个炊事员。”
秦贞齐是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的医生，在南昌步校任军医。步校撤销后，分在南昌步校留守处。他没想到，竟有机会去将军楼和邓小平零距离接触。
那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去给老邓看病。他背好了出诊箱，随小贺一路步行，走进将军楼。黄干事交代，只准看病，不准说话。他说：“问病史可以吗？”
黄干事似答非答：“去吧。”
邓小平有点感冒，本没有请医生的意思。他的办法是多喝开水，只是卓琳问了一句：“感冒啦？”黄干事听见了，也看见了邓小平鼻塞，主动去叫了医生，他懂得有病早治的道理。那时，留守处最好的药是银翘解毒丸，留守处领导才能用的药，秦医生问清病史后确定是感冒，留下一盒给邓小平。没想到回到驻地汇报，挨了留守处领导的批评：“你给这种人开这么好的药干什么？”秦医生无语。这是最好的药吗？一个感冒病人用一盒感冒药也不行吗？不久后，他又一次去了将军楼。这次，邓小平是腹泻。不重，受了凉，寒冷刺激所致，他留下了一瓶藿香正气水和樟脑酊。作为医生，他给邓小平听了心脏，量了血压。他很高兴地对邓小平说，血压很正常，心脏搏动与年轻人一样！邓小平还给他一个微笑后说，谢谢。秦医生说，保保暖，饮热开水，做做腹部按摩就会好的。邓小平没有服药，照着秦医生的要求做，第二天果然好了。
邓小平不会知道银翘解毒丸是留守处最好的药，更不会知道很多药厂停产，银翘解毒丸在当时、在一家医院、一座城市都是最好的药。这种药到了，药房主任会留一些给领导和关系户。
有些事情很有趣，发生和结束仿佛是一次刻意的安排。
1969年春天，罗朋突然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调到新建拖拉机修造厂任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他为能重新工作而高兴，那时他已经54岁，再过几年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也该退休了，认真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成了邓小平的“上级”。为了当好这个上级，他是费尽心机，顶住压力，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最初，将军楼门口有岗哨，完全是出于一个老党员的责任心，他几次想去将军楼里看看，总因戒备森严，与黄文华没能沟通，无法进去。
有机会修一条路时，他带领修理车间工人把一条小田埂拓宽、夯实后，他领着黄文华、陶端缙试走了两趟，说：“黄干事，我们三个从老邓家走一次，测测要多长时间。”实际就是到老邓家看看，看了院子，看了鸡舍、菜地，看了厨房用水。
他提出：“老邓，那几捆粗木柴，我派几个青年工人帮你劈细，怎么样？”
邓小平说：“不要麻烦厂里工人，我可以干。”
黄文华说：“老邓的事，尽量不要扩散。圈子越小越好。”
这个忙没有帮上，罗朋心里实在不痛快，很纠结。
见到邓小平提出做木板床、做吊环，厂里确确实实帮了一把，这个心结才解开。
罗朋做过邓政委的部下，当过“老邓”的领导，却不知邓小平如何为人父。邓小平做父亲好细心啊，做床、做吊环，邓小平一直都在现场。
床做好后，他要用力压压、摸摸，每块板是否平整，是否活动，是否扎手刺手，床边是否光滑，反复摸来摸去。
做吊环时，邓小平竟两手握紧甩了又甩。他认定稳妥安全，才同意罗朋派人运到家中。
每一个小动作，每个微笑与蹙眉都显示了强烈的父爱与责任。
罗朋心中的邓小平是政委，是总书记，是副总理，还是一个认真负责、细心耐心的好父亲。邓小平在他心中更真实，更亲切了。
罗朋的儿子想去看看这位国家领导人，爸爸的老上级，正合罗朋的心意。
暑假里的一个星期六，下班前，罗朋向黄文华说明了这个想法，黄文华没有反对。
星期天，早餐后，火辣辣的太阳已经晒烫了厂后通往步校的小路。
父子俩戴着草帽，兴致勃勃地穿过农田，进入步校。
门岗已认识了罗主任，只是对小伙子十分陌生，拦住问了一声：“他是谁？”
“是我儿子，找黄干事有事。”罗朋说。
今天是周日，邓小平与卓琳让缪发香回家休息了。
此时，邓小平正在厨房为午餐做“前期”工作。
一件老头衬衫，背上的汗黏着衣服，卓琳在洗碗，他为她摇着蒲扇。四方桌子上有一块肉，待会儿洗菜切肉是邓小平的事，打蒲扇的任务就由卓琳承担了。
“那就是邓爷爷。”罗朋对儿子说，“快叫邓爷爷。”
“罗主任，有事吗？”
“没，儿子想看看你。嗯，我也想来看看。”
大概邓小平看出这个老部下有点伤感的神情，笑出了声，说：“中午要不要在我这里吃肉？”
“谢谢邓爷爷。”孩子说。
卓琳问：“在哪儿念书，叫什么名字。”
罗朋说：“在北京航空学院，叫罗小明。”
邓小平又笑了：“呵，呵，又是一个小字辈。”
往下似乎没有更多的话说。
那一瞬间，罗朋突然想起在太行山上给邓政委拜年的场景，相见几分钟后，邓政委就说：“好了，也问了，也看了，没什么说了。”
这不，也看了，也问了，可以走了。罗朋还是说了一句：“老邓，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罗朋领着儿子转身告别，说：“你们忙吧！老邓，老卓，我们走了。”
告别的话成了现实。
1973年2月1日，罗朋接到调令，调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任副校长。2月3日是春节，过完春节后，邓小平一家人就要回北京了，他真的要去老邓家告别了，这次带的不是儿子，而是妻子。
邓小平不是在厨房里拿着蒲扇与他对话，而是在一楼厅堂里，精神爽朗地接待他。
邓小平说：“坐吧！卓琳，你把妹夫带来的川茶泡上。”
罗朋说：“这三年，我工作没做好，心里过意不去。老首长，有什么意见就对我批评吧。”
邓小平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你们这里工人素质很高。厂里条件虽然差点，人心是暖的。”
罗朋关心地问：“身体怎样？”
邓小平说：“身体好多了，不吃安眠药了，比在北京时长胖了。”为了证实自己说的话，邓小平拉了拉衣服，说，“你看，衣服都紧了。”
罗朋真诚地说：“身体好了，我就安心了。关心你、爱你的人都会安心、放心了。过了春节就走吧？”
邓小平说：“走。”
卓琳问：“罗朋，你呢！”
罗朋说：“春节后，我也走。”
是历史有意赋予了罗朋这样一次使命，还是苍天刻意给了这样一个安排？
只待后来者解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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