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2011年元月下旬，隆冬时节，寒气逼人。但走进陈瑞祥的生活，听他畅谈人生经历、价值追求，看案头凝聚着他的心血的《固原地区组织史》，感受领导、同事们饱含深情详述他的动人事迹，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陈瑞祥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但却有极其不平凡之处。几十年来，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淡泊名利、兢兢业业、尽心尽责，在无私的奉献中，实践着入党时的誓言，谱写了一曲当代共产党人的动人乐章。

时代在变，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追求始终没有变

1968年10月，怀揣着时代赋予年轻人的美好理想和人生追求，23岁的陈瑞祥告别了结婚刚半年的妻子，与固原一中其他39名优秀学生一起来到了石炭井矿务局第三煤矿。一个寒冬的清晨，作为掘进一队的工人，他第一次下到井下380米深处。当时的三矿投产不到4个月，各种生产设备还在磨合阶段，安全措施还无法全部到位，投产不久就发生过一起伤亡近30名工人的重大安全事故，各种小的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同去的一些人一听说要下井，有的哭哭啼啼，有的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回家，但这些危险并没有让陈瑞祥胆怯、紧张。井下，不就是他实现从学生时代就立下的誓言“到最艰苦的地方干最艰苦的事”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吗？

掘进队的工作一天24小时3班轮流，每次下井工作8小时，陈瑞祥只争朝夕、拼命干活。打眼、放炮、出渣、架棚，重活累活他抢着干。领炸药的工作需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下班后还要清点炸药登记入库，不但危险而且费时，他主动申请去干；打眼时危险随时会发生，他总是站在最前面；中间吃饭休息的十几分钟里，他常常口里咬着饼子，双手推着矿车在巷道中来回奔跑；井下的空间非常狭窄，有的地方高度刚过1米，人无法直立，8小时内他只能蜷缩着身子工作；出渣时，矿车停在巷道中央，他只能侧着身子一锹一锹将煤渣装上车；立支架，他经常把60多公斤重的钢柱、撑木等扛上40多度的陡坡；工作中，经常要用手去搬挪煤块、撑木，一年360多天，陈瑞祥的10个手指头几乎天天缠满胶布。1972年，因过度劳累他连续四次胃出血，可他没有请假休息过一天。一次，当他弯腰蹲下扛起一根钢柱时，腰椎“咔嚓”一声响过后，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一动不能动。躺了十几分钟后，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爬起来继续工作。

同事领导都说陈瑞祥干活不要命，劝他多休息。他当面点头应允，可到了上班时间依然悄悄换上工作服准时下井。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干重活、多干活就是多为国家做贡献。”

考虑到陈瑞祥的身体状况，矿上最后安排他做电工。这对其他人来说求之不得，但对他来说，却是无奈的选择。他爱矿井，喜欢井下艰苦的工作，他觉得只有在那里才能甩开膀子大干，才能释放自己的光和热。

工作岗位虽然变了，可陈瑞祥的干劲一点也没有减。1973年1月的一天，运输巷道的电机出现故障，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排查。站在20多厘米深的积水中，胶鞋很快被渗透，刺骨的冰凉传遍全身，待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故障完全排除后，他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从那以后，他患上了严重的咳嗽病，继而发展成气管炎，稍一受凉就会发作。直到现在，每次感冒咳嗽无法平息时，他都要手扣门框，做一会儿引体向上，咳嗽才能止住。

由于掘进进度月月超额完成，陈瑞祥所在的掘进一队被上级命名为“快速掘进队”，陈瑞祥被评为石炭井矿务局“优秀共青团员”，并在矿务局10多个矿、厂及周边驻军连队作先进事迹巡回报告。1972年7月17日，经矿党委批准，陈瑞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6月，作为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陈瑞祥当选为共青团宁夏区委会第四书记。当时，团委其他书记都有各自的工作任务，陈瑞祥实际上承担了团委的大部分日常工作。但不管工作有多累多忙，每隔几周，他都要抽出时间赶回煤矿，深入井下劳动一两个班次。因为他觉得，只有回到煤矿，下到井底劳动，自己才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心里才特敞亮。

1978年年初，时任自治区团委第一书记的李正荣找陈瑞祥谈过几次话，转达了当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的想法，要求团委把陈瑞祥的组织关系转到团委，把他的家属暂时安排到银川附近的农场，待有指标时再转为城市户。但陈瑞祥始终认定“在煤矿，我能出力流汗，发挥我的作用”，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1978年9月团委任期届满前，他再次提出要回煤矿，经组织部门慎重考虑，决定安排他到固原地委知青办工作，但他听说固原王洼煤矿正在筹建之中时，毅然向组织提出了到王洼煤矿工作的请求，回家乡重新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许多人听到陈瑞祥的决定后困惑不解，认为他傻，原石炭井矿务局的领导也极力挽留他：“回去后，你的职务会降低，工资会减少，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陈瑞祥却回答：“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只想干自己想干的事。”但始料不及的是，正当陈瑞祥满怀热情决心在王洼煤矿再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遇国家政策调整，煤矿成为缓建项目。认真处理完煤炭机械设备划拨转运、固定资产封存保管等工作后，陈瑞祥先后在固原卫校、地委办公室工作，后被调入固原地委组织部工作。

1986年，我国步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大好时期。为抢救历史文献，中组部、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牵头部署，决定开始编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考虑到陈瑞祥工作一贯严谨、认真、负责，原固原地委组织部决定由陈瑞祥担任主笔，编写1932年至1987年这一时期的中共固原组织史。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接受任务的那一刻，陈瑞祥倍感困难重重，顿觉肩上责任重大：组织史的编写在全国尚属开创性探索性工作，没有任何成品可借鉴，体例、内容如何架构？时间跨度将近60年，初始材料去哪里搜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已故去，或已不在固原，如何取证核实？更难的是自己只有高中文化程度，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党史，也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如何能挑得起组织赋予的重任？不怕困难，乐于勇挑重担的陈瑞祥没有退缩，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查找、核实、整理材料、编写组织史的工作之中。5年近2000个日夜，白天查找、抄录、核实资料，晚上撰写，一部40多万字凝聚着陈瑞祥心血的《固原地区组织史》终于如期出版。

陈瑞祥编写的组织史在全区创下了两项纪录：在其他市县，组织史的五个部分均由5个人分担完成，而固原组织史则由陈瑞祥一个人编写完成；根据测算，其他市县的编写成本大约在每字0.3元左右，而陈瑞祥的编写成本每个字只有0.1元，他创下了全区组织史编写成本最低的纪录。1998年，陈瑞祥被自治区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观念在变，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品质始终没变

下面是从陈瑞祥的档案中找到的几节总结。

“1986年至1992年从事中共固原市组织史编纂工作，共征集资料400万字，向中央、自治区编委写工作材料10万字，向延安革命纪念馆、兄弟省市提供多份有关资料，按照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要求，负责审查固原地区六县组织史资料一至三遍，约300万字。”

“2003年移交档案共计14年（1987年—2000年），永久、长期卷177卷，其中文件66卷，各种报表、存根、名册111卷。此外，还整理装订待移交的短期卷和永久卷、长期卷120卷。”

总结是简短的，数字也是枯燥无味的，但这些数字里却凝结着陈瑞祥的心血。

在收集材料的初期，陈瑞祥整天泡在档案室里，一沓稿纸一支笔，边查阅边记录。在发黄的旧资料堆里，他将无名指伸到嘴边用唾沫浸湿，然后小心翼翼地翻过一页又一页快要破损的纸张。一天下来，他的嘴皮又红又肿。为了节省时间，每天早晨上班时，他总是从家里带上一两个老伴做的馒头，中午倒杯白开水，充充饥接着干。

在陈瑞祥保存至今的笔记本中，记录着许多本地、外地曾在固原工作过的同志的详细住址和联系电话，这是当时核实资料时留下的。在编写组织史的起步阶段，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省市，常常是派人到外地找人征集、核实资料，而限于条件，陈瑞祥对生活在外地的当事人只能采取发函的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当事人之后，再拟写一份详细的询问提纲，写明某个事件的过程、需要解答的问题，寄给当事人。为了保证准确无误，他的每个提纲都有满满几大页。为了向当时居住在黑龙江，1936年6月至10月曾担任固北县委书记的慕纯农调查相关历史情况，他5次发函，来来回回花费了近半年时间。陈占武是知晓曾驻固原林建13师情况的主要当事人，当时已经80多岁，耳聋口音重。为了弄清情况，陈瑞祥前前后后往陈占武的家中跑了不下10趟。每次登门，他都事先把要弄清的问题写在纸上，待陈占武用笔写清一个个问题后，再回家整理。而在整部固原组织史中，涉及这样的当事人有近百名。

1988年7月的一天，陈瑞祥到当时的固原县甘城乡梨花嘴参加老干部座谈会。为了能按时赶到，早晨5点他就从家里出发，搭乘固原到七营的第一趟班车。到七营下车后，又急速行走5公里多路，为的是在早晨8时赶上每天唯一一趟发往张家塬的班车。张家塬到梨花嘴还有15公里多路，不通班车，只能步行。盛夏的晌午骄阳似火，烤得陈瑞祥汗流浃背，渴了只能喝点路边的积水，饿了就啃几口随身带的馒头，等到了梨花嘴，已是日落时分，顾不上休息，他立即组织召开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又摸黑行走一个多小时赶到甘城乡政府时，已是深夜11点多。由于又渴又累，误把甘城乡乡长刚用过的洗脚水当开水灌了一肚子。

1990年的冬天，陈瑞祥的老父亲因病住院，而固原各县送来的组织史稿本的修改工作又不能停下，他只好把稿本带到医院，待晚上安顿好父亲后，再从护士办公室借来一把椅子放在楼道，就着昏暗的灯光，一字一句修改。父亲住院7天，他就在医院的楼道中修改了7个晚上，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去找个地方眯一会儿。

1991年年底，组织史的出版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为了确保质量，他连续校对了5遍书稿清样，每1遍都要逐字逐句认真阅读，从标点符号到错别字语句，从一个机构的变迁到某个人的任职期限一一进行斟酌核对。受当时设备条件的限制，每处的修订必须要把需要改正的地方明确写出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再由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对照原稿修改。5遍校对下来，仅修订稿又是厚厚的几大摞。

1992年11月，按照中组部关于编写组织史续集的有关通知精神，陈瑞祥又迅速转入续编本的编纂工作。续编本的时限为1987年11月至1993年12月，并增收企事业单位部分，这又是一大难题。续编工作没有再抽调其他人，陈瑞祥既征集资料又编写，用3年时间完成了16万字的续编。但由于种种原因，续编未能印刷出版。

2005年，陈瑞祥退休。卸下琐碎繁重的工作，像其他退休老人一样在家种种花散散步，陪老伴逛逛街聊聊天，完全可以成为他的选择。可在他心里，未能印刷出版的固原组织史续编成了他割舍不下的牵挂，组织交给他的工作他没有完成，始终心存愧疚。经过反复考虑，2008年年底，陈瑞祥找到分管组织部工作的固原市委领导，恳切地提出了完成组织史续编并出版的要求，陈瑞祥的想法得到了固原市委领导的大力支持。

2009年4月30日，固原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决定由陈瑞祥负责续编固原市组织史，并将时限由1993年延伸至2008年。拿到文件的那一刻，陈瑞祥心中充满了荣幸和自豪，因为他又有了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再做新贡献的用武之地。

有以前的编纂经验，这次的续编工作渠道畅通了，但也有了新的困难和挑战：精力远不及年轻时充沛，病痛时常会折磨他，多病的妻子需要照顾。但这些困难对于把做好工作看得重于一切的陈瑞祥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从2009年5月至7月的3个月时间里，他奔波于固原市各企事业单位，搜集整理相关材料。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各种原因，固原市许多企事业单位或破产改制或变更合并，许多档案材料已经失散或变更了保管部门，为了找到这些档案材料，陈瑞祥费尽了周折。为了寻找已经破产多年的固原市原拖配厂的有关档案，他冒着酷暑到当事人家中走访调查，能找到资料的，他就一句一句抄录下来；无资料的，他就详细记录下当事人的口述。3个月下来，跑了多少路、用去了多少笔芯、流了多少汗无法算清，但深感欣慰的是，在他的努力下，积累的材料日益充实，组织史的编写工作进展顺利。

有人曾问过陈瑞祥：“现在一部分人都把心思用在了跑饭局、跑关系、跑升迁及玩乐享受上，你却把20多年的心血耗在了一部书上，到底图个啥？”陈瑞祥自豪地说：“我什么也不图，不虚度光阴，把一件事认认真真干好，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我才觉得过得充实，过得舒坦，过得幸福。”

环境在变，坚持原则、艰苦奋斗的本色始终没变

采访中，曾任固原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的杨秀红向记者讲了两则感人的故事。

2006年6月，固原市行政中心即将投入使用，市委组织部在准备搬家的日子中工作任务非常重。陈瑞祥此时已退休，看到这个情况后，他默默地担负起了整理材料和档案的工作，把近几年积累的材料、档案分门别类，装订打捆。市委组织部搬到行政中心没几天，陈瑞祥找到杨秀红，交给她900元钱并解释说，这是他把无用的材料当废纸卖了后得到的钱。得知真相后，杨秀红坚决不要，说陈瑞祥在组织部帮忙基本上是尽义务，这点钱就算是给他付的劳务费。好说歹说，陈瑞祥就是不拿，坚持说那些材料是公家的东西，卖了钱理应归公家，怎么可以装入自己的口袋。最后坚持把钱放下，才放心地离去。

2009年，考虑到陈瑞祥经常要骑自行车赶五六公里路到行政中心查阅档案资料，经请示组织部领导，办公室给陈瑞祥办了一张汽车月票。知道这件事后，陈瑞祥急急忙忙找到杨秀红，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已是退休干部，再拿公家的月票不合适，你还是把月票给更需要的同志吧。再说，我骑车跑一跑，也是一种锻炼嘛。”在陈瑞祥的坚持下，杨秀红只好把月票给了别人。

在许多人看来，陈瑞祥有点太较真，但在陈瑞祥自己看来，这较真的后面体现的是党性和原则，体现的是共产党员对自己的起码要求。

曾担任过固原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的谢龙，和陈瑞祥一起共事过12年。至今，陈瑞祥踏实苦干的工作态度和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行依然不时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2003年年初，按照上级的部署，固原市委组织部开始集中整理干部档案，陈瑞祥被抽调去从事这项工作。全市1000多名干部的档案，要一一翻阅核对，有问题的地方要逐个记录，并联系干部所在的单位补充相关资料。由于工作强度大，陈瑞祥的手指头磨破发炎，为了不耽误工作，疼痛难忍时，他就将自制的胶皮套套在手指上，坚持工作。

2004年冬天，受组织委派，陈瑞祥和当时的固原地区纪委的两名同志到辖区一些单位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在某县，到了开会时间清点完参会人数后，他发现有一名领导干部因故缺席。按规定，陈瑞祥当场决定民主生活会暂停召开。当时就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何必为这事得罪人呢。”“这是党的组织纪律，必须遵守。”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县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最终延期召开。为了确保民主生活会不走形式，他顶住压力，对民主生活会开得不好的单位提出了警告，同时，他严格审查参会人员的汇报材料，发现凡是套用别人内容的材料一律退回重写，对所有材料一一列出等次对外公布，督促个别干部转变作风，干好工作。

今年已78岁的路廷瑞，曾担任过固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是陈瑞祥的老领导。在路廷瑞的记忆中，陈瑞祥是一头只知道奉献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老黄牛”。按经历和资历，他完全能够得到一个更高的职务，孩子可以有一个好的工作，老伴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但他从未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在自治区团委工作时的部属后已成长为自治区领导的某同志到固原看他，询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也没有张过一次口。擅长美术的大儿子高考落榜后靠打工维持生活，二儿子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了原固原卫生学校工作，唯一的女儿也靠自己谋生。当时在单位，大家都知道陈瑞祥一家五口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可在单位，谁也没有听他讲过家里的苦，几十年如一日，一个馒头，一杯白开水就是他的早餐，省吃俭用，辛苦奔波，他把所有的艰辛都扛在自己的肩上。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图名，不图利，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1972年7月17日陈瑞祥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一段话。近40年来，他始终以这段话为座右铭，不断地鞭策、鼓励自己，坚定理想不动摇，咬定目标不放松，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用自己的一言一行，默默地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原载于《共产党人》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