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据专家推算,战国末年,我国的粮食总产为91.35亿公斤, 1949年增加到1131.8亿公斤,在此期间,粮食总产增加了12倍,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27倍,因此,到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9公斤,还不到战国末年人均粮食占有量460.5公斤的一半。解放后,我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无论是粮食总产还是单产,都大幅度提高。1949年,中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仅85.5公斤, 到1952年也才88公斤,到1988年则上升到238.5公斤,1994年达到271公斤,1997年达到300公斤,净增215.5公斤,增长了3.5倍;粮食总产则从1949年的1131.8亿公斤增加到1997年的4925亿公斤,增长了4.35倍。

令我们尴尬的是,在这48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也由5.4亿增加到了现在的12.36亿,以这个庞大的分母一除,结果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只有398公斤。这意味着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我们目前的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还不到春秋战国那刀耕火种的荒古时代。

从世界的情况来看,同样是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并且这种趋势将越来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和平局面的出现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世界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由于普遍采用机械化、施用化肥、农药、改进水的管理、改良动植物品种以及提高农民的专门技术知识等方法,使粮食产量持续增加。但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粮食供应的充裕,相反,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使粮食供应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局面。世界粮食库存量从1994年开始逐年递减。其中小麦库存已跌至1980到1981年度的最低水平。

一直致力粮食问题研究的布朗认为,目前世界的粮食产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再要继续增长,难度很大,甚至还要付出牺牲环境的代价;而人口则基数越大,增殖越快,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的粮食产量难有较大的增长,人口却还会继续膨胀,由此有可能出现“食物无保障”的局面。布朗对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水产品、经济增长等作出考察和分析,进而作出直到2030年的发展预测,揭示“食物无保障”概貌。

其一,从1950年至1990年,世界人口从25亿增加到53亿, 40年间净增28亿,年平均增加7000万,增长率高达1.9%,增长异常迅速。而进入90年代以后,即使大幅度降低人口增长率,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仍然会有较大的增长量。布朗以1.3%的增长率推算,预计1990～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53亿增加到89亿, 40年间净增36亿,年平均增加9000万。这种较低增长率与较高增长量的矛盾使人口数量继续膨胀,将使人口与粮食失衡加剧,难以扭转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趋势。

其二,世界粮食产量从1950年至1990年由6.31亿吨增加到17.8亿吨,年平均增加2900万吨,年平均增长2.6%,从这里看超过人口增长率0.7个百分点,故有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然而详细分析,进入80年代后,粮食增长是逐年递减的。1950年至1984年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2.9%,使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提高40%;1984年至1993年粮食产量年平均仅增长0.5%,落后人口增长率许多,致使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1%。若今后40年仍按这一增长率增长,即年增加粮食1200万吨,则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将由1984年最高时的346公斤,跌落到2030年的248公斤,倒退到40年以前的水平。

其三,40年来粮食增产的基本原因,是肥料尤其是化肥的施用,以及良种的推广和灌溉面积的扩大。现在,增施化肥带来的粮食增长量有很大的变动:以每增加1吨化肥带来的粮食增长量表示的粮食化肥增长比,1950年至1984年为9.1,1984年至1989年下降到1.8。另外,小麦、稻谷、玉米等主要农作物良种的革命也基本告一段落,如果不能开发出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新品种,粮食产量的增加便相当有限。虽然寄希望于生物工程有一定道理,但迄今为止,其功效还主要表现在增强作物对病虫害的抗御性上。

其四,从农业环境角度考察,1984年以前的化肥大量施用和灌溉的大量增加,加剧着水涝、土壤盐碱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如果化肥、灌溉不能保持相应增长态势,副作用便会日益明显显露出来。土地肥力递减作用,使粮食化肥增长比例急剧下降,而新开垦农田受备耕地资源极其有限的限制,世界耕地面积受到加速工业化占用的威胁。淡水不足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主要粮食生产国更为严重。

布朗的分析与预测显然过于悲观,最大的问题是他用静止的目光,看待未来的发展,尤其忽视了未来农业新技术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粮食几乎没有多大的增长量这一论断是难以站住脚的。但是,他把人口增长与粮食增产一并起来考虑,却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的事实,已经基本上证明了未来粮食增产速度将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