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一把双刃剑

俗话说:家大难当。对于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似乎感受更深。

我们必须保护农民的利益,因而粮食购价不能不逐年提高,直至与价值基本相符。

但我们又必须考虑城市居民的生活,因而粮食销售价不能不保持稳定,以至二十几年无变化。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为难了中国政府: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一边都伤不得!

一把难以把握的双刃剑。一块难以平衡的翘翘板。这就使得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能不小心翼翼,不能不慎之又慎。

1985年对粮食统派购进行了一次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措施不配套,效果并不明显。必须向统销开刀,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国家用大笔的财政补贴维持了25年“一贯制”的统销价,虽然保持了粮食供应的“超稳定”性,但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也人为扭曲了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关系。据统计,国家花在粮食消费上的钱要比花在粮食生产上的钱多11倍。

1991年,国务院决定,从5月1日起适当调整粮油统销价格。这是1966年后的第一次全面调价。

虽然这是一次较小幅度的调整,一公斤大米仍只要0.294元,仅增加了0.18元(标一米);一公斤面粉也只要多花两毛钱。而经过1988年的涨价风潮,我们的日常消费品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价,这次粮油调剂又给每个职工每月补贴了6元钱,按说没有什么大的承受困难。但由于人们对粮食价格的特殊敏感,仍然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的波澜。从4月23日的“解密令”下达,全国便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

在北京,1828个粮店,90%的粮店出现数百人的购粮群众,自行车、手推车、三轮车塞满了粮店,西城区平安里、东城区鼓楼大街一带由于居民在粮店前排队,引起了交通堵塞。

重庆市连续三天,所有的粮店都有排成长龙的购粮群众,一麻袋一麻袋地买,一板车一板车地拖。

在湖南耒阳市,居民的600多万公斤节余粮,有423万公斤在“五一”前购出,相当于全市4个月的粮食购买力,大部分家庭存粮100公斤以上,多的达500公斤。

幸好这次粮油物资准备充足,因此,虽出现抢购,但未引起大的波澜,算是有惊无险。5月1日正式实行新价格,人们详细一看,也就几分毛把的涨价,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有了这次的经验,1992年4月1日,政府再次提高城镇居民平价口粮,实行购销同价。西方记者立即电告世界:“中国正在突破价格改革的最后一个禁区”。

粮食提价,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在许多人的心里是预料之中,以至这一次的提价居然平静得令人不敢相信,根本看不到上一年调价时的排队抢购现象。

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开始动摇。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开始率先一步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从1988年以来,内蒙卓资县、四川广汉市、广东珠海市、深圳市、海南省都先后放开了市场。1992年11月1日,全国正式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维持了40年的统购统销体制宣告结束。

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最核心的一次改革,也是牵涉面最广、影响面最大的一次改革。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上市自由贸易,而城市居民则从此再没有象征特权的购粮本保护了。

到第二年初,全国几乎所有的县市都全面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购粮本退出流通,被称为“第二人民币”的粮票被宣布作废。

但是,这一次的改革由于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领导在思想上认识不清,在行动上方向不明,加上准备不充分,措施不配套,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粮食涨价风潮。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上。一些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什么都要放开,让市场去调节,国家不要去干预。生猪放开了,我们没有出问题,鸡蛋放开了,也运行得比较好,蔬菜放开了,也是量增价稳。粮食难道就不能放开?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当然不能容许这最具计划经济特色的粮食统购统销存在。

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粮食绝不是一件普通的商品,而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世界上市场经济体制相当发达与完善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都没有彻底放开粮食,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如果放弃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与控制,就难以有效地调节粮食的供需平衡,保持社会的稳定。何况我们还是一个人多地少、粮食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的不发达国家呢?认识上的模糊,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偏差。一时间,粮食生产受到排挤,粮食种植面积迅速下滑,粮食购销不被重视,国家掌握的粮源严重不足……于是,就在粮食大丰收的1993年,我们的粮食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这是不幸还是幸运。说其不幸,在粮食丰收、库存充盈的情况下竟发生了粮食波动,可见我国的粮食市场是如何的脆弱;说其幸运,假如不是在粮食丰收年而是灾害年,假如不是在国家粮食库存较多的时候而是国家粮食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这次风波,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想必我们不会有如此轻松。

事实上,早在广东放开粮食经营后,就已经显示出一些不好的苗头,但未引起我们的重视。当时,广东的粮食经营放开后,一是粮食生产连续下滑,1993年与1991年相比,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减少803万亩,下滑14.2%,粮食总产量减少24.4亿公斤,下滑13%。二是掌握粮源缺少有效的手段,各方面对粮食定购任务观念淡化,收购合同缺乏约束力,公粮征收政策不落实,市场粮食被私营粮贩抢走,国有粮食部门收购量大幅度下降。1992年,广东省仅收购粮食16亿公斤,比1991年减少61%,1993年经过努力也只收购23亿公斤,仍比1991年减少44%。三是市场管理无序,基本上处于放任不管的状态。无证经营比比皆是,粮食批发商林立,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没有几家,没有一个完整的粮食市场管理法规,致使一些私营粮贩故意哄抬粮价。四是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地位削弱,放开经营前,全省国有粮食部门市场占有率达80%,放开经营后,1992年降至65%,1993年也只占68%。

对于广东等先走一步的地方的经验与教训没有认真总结,便匆匆忙忙地推出了这项粮食收购、经营与供应的“三放开”改革,其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未获成功。原设想在价格放开以后,粮食购销基本上就如同其它已经放开的农副产品一样,在价格上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给以指导性管理即可,没有想到价格会如此暴涨,以致引发一次物价全面上涨的严重通货膨胀。原设想粮食经营的财政补贴可以很快取消,历史挂账可以慢慢消化,但运行的结果,因为销售限价、资金运转及储备方面的问题,财政补贴及银行挂账仍居高不下。

从1993年的粮食风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粮食市场发生巨大波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出在粮食生产上,而是流通体制上。继续沿习传统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显然行不通了,而以走向市场的名义一放了之也是不现实的。1993年以来的粮食大波动,不是粮食“少”了价格上涨,而是粮食“多”了价格也涨。粮价变动的实质是国家、经营者、消费者利益结构的调整,促使购销价格一步放开的原因,是国家负担太重,无法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消费者。当时专储粮库存400亿公斤,周转粮库存1000～1200亿公斤,几乎垄断了整个粮食市场。本来有粮在手,不必担心粮价波动,可粮食价格上涨恰恰是从库存量最大的早籼稻抢购开始的。国有粮食企业抢购早籼稻,目的是为弥补放开经营后的库存亏空。据了解, 在1992～1993年期间,由于一些地方取消粮食收购任务,造成原定的粮食收购资金被挪用,而靠粮食经营为生的国有粮食企业,只有动用库存粮来维持运行,其中国家专储粮也有因此而被挪用造成“亏库”的。另一方面,粮价波动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粮多”还是“粮少”,往往取决于“钱少”还是“钱多”。“卖粮难”出现时,一般是政府无钱收粮而粮价一跌再跌之时;当粮价高涨时,又是政府千方百计筹款收粮,政府越是抢进度,保收购,粮价攀升就越快。因此,金融改革也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

作为最大宗农产品的粮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一放了之,相反,加强粮食市场的管理与调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流通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这既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要求,而且也是粮食作为特殊商品的特殊所在。当然,这种管理和调控,绝不是过去统购统销那样的强迫性管理和行政化调控。根据朱镕基同志的构想,主要是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原则,一方面要确立一个既照顾农民利益又能让城市居民承受的合理粮价,另一方面国有粮食部门要掌握足够的粮源,以确保平衡调节和市场供应。

由于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成功,国家不得不采取严格的调控措施,来稳定市场,平抑粮价,很多方面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况。一是从取消定购到恢复定购。1993年初宣布把国家定购改为合同定购,被一些人视为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而1994年5月,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文件又明确把粮食定购作为国家任务、农民义务,各级政府必须完成。二是从取消价格“双轨制”到重新实行“双轨制”。1993年粮食收购和销售都实行一道价,称之为价格并轨,平价、议价随之消失,但事隔几个月,年底首先在粮食销售上实行国家定价挂牌供应,1994年收购新粮又实行双轨价格,定购任务按国家定价收购,其它随行就市收购,国家采用行政手段掌握一部分(70～80%)社会商品粮。三是从取消粮票到恢复粮本,凭证限量供应。